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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占重要位置，而且与西北商人一起，构成当时中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但朝廷只是为了自身完成从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演变，而调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它并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交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本文以明清淮盐经营中的三个阶段——开中盐法的实施及嬗变、明万历四十五年的纲运化，以及道光十二年的北盐改行票制为中心进行讨论，从而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 中图分类号：K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3）04-0029-08 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重要位置，而且与当时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因据盐法，只有持引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故又有人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徽州盐商也因上述而自然是垄断性商人。但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徽州盐商无论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下面，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注：本文是笔者试图对以往探讨的一个小结和提高，故内容可能有所重复，敬请谅解。），以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故所谓的“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 一、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均未赋予商人以垄断的权利 众所周知，盐课一向是封建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如明万历时，盐课约占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两淮盐课又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注：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两淮盐政疏理成编》。）。故历代封建朝廷都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又因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统治集团对社会经济摄取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故封建朝廷既不可能放弃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也不会与他人分享这种垄断。这就是所谓的“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朝廷的垄断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明洪武三年始行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其大体含义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为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被称之为“则例”。实施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并严格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由这些文字可看出，盐引是在商人纳粮之后才给的（其具体程序从略）。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的凭证。所谓“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该原则在明清数百年间始终未变）。“鬻盐有定所”，则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明清两代的引岸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朝廷对盐业利益的获取。“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则更表明朝廷为了确保盐利，宁肯错杀一百，也绝不许贩私者漏网。 封建朝廷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的最基本思路，是“国家专卖”制。但该制度下的所有资金投入（从盐货生产开始，到销售收入的回笼，可被视作一个经营循环），均是由朝廷自负。故对朝廷而言，该制度的两大弊病是，资金周转速度缓慢和经营风险过大。尤其在运输条件困难和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国家专卖”制的弊病就更为突显。早在宋代，就因“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得利微而为害博”，便有人提出通商的五大好处（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盐上》。）。明清时的盐政变革，就是给民间商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其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朝廷从盐业经营的烦琐事务及风险中解脱出来，完成一个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过程。其中，明代的特点是变，清代则是巩固和深化。现把明代的嬗变过程扼要叙述如下： 1.明初，灶户是国家盐货的生产者。其全部产品（含正额盐和余盐）均须上缴官仓，但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商人则是在纳粮后到官仓支盐。他们不得与灶户发生经营关系。即“丙午岁定，岁办（正额）盐每引四百斤，官给灶户工本米一石”（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