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docVIP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一 　　 　　　　我于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系进入历史系。我非常幸运，遇到了很多好老师。这些老师学识渊博，在当时虽都已卓然成家，但仍然焚膏继晷，潜心向学，刻苦自励，精益求精，使我大开眼界。他们在授业解惑、教育学生上循循善诱，汲引有方，期待学生成为有用之材，盼望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这种心情体现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上，他们所具有的敬业献身精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宗教般的赤忱。今天回想起来无限感念这些老师，并为当年不能体认他们的苦心而惭愧而追悔。 　　这些老师有的已经故去多年了，但随着年龄日增，他们重又复活在我的心中，而且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我深感他们是不朽的，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这个平庸的学生的心目中鲜明如初而言，而是指他们留下了精湛的著作，培养了学生，他们的渊博学识使学术薪火相继，发扬光大，他们的高尚情操嘉惠来者，永锡吾类。他们做了弈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业。 　　在这些老师中，聂崇岐筱珊先生在同事中号称为人严肃，他说话前，往往是先轻轻地按按烟斗中的烟丝，吸烟吐烟之后，才从容不迫地低声陈述己见。1950年夏，即我大一、大二之间的暑假，聂先生让我先读《通鉴纪事本末》，了解重大事件的原委，再沉心静气地细读《通鉴》和胡注。他强调的是读书要沉心静气，他说，最好自己把《通鉴》标点一遍。他非常推崇《论语》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句话，聂先生的狷介，予弟子以很大的影响。 　　齐思和致中先生在教书之余致力于完成《战国大事表》，以期与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成为珠联璧合的著作。齐先生学通中西，淹贯古今，不仅谙熟先秦史和清代学术史，而且精通美国史、英国史。齐先生当年在哈佛，是以美国史取得学位的。他讲课极其生动风趣，经常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自己却若无其事。齐先生指点我，在读西洋通史教本之外，可以读一读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家》一书，这让我较早地知道了19世纪末德国学派的兰克（L. von Rank）怎样渊博，埃克顿（Lord Acton）怎样勤奋——埃克顿写了一屋子卡片，去世之后，别人都不知如何利用。齐先生很关心如何使中国史学界在西洋史研究方面赶上世界水平，以期改变当时留学生回国后“为了糊口而教西洋史，为了学术只能研究中国史”的局面。我虽鲁钝，但想兼顾中国与外国，知道中国有罗振玉、王国维，外国有兰克、埃克顿，这实际上是羡慕齐先生的渊博，并受齐先生兼顾中西教示的结果。 　　孙楷第子书先生讲《目录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上课时从来不带片纸只字，两手空空，拖着清癯纤瘦的身躯怡然而来，往讲台上一站，没有任何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按照四库分类一部一部地介绍重要古籍。他要求学生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大序、小序，建议学生拿上《书目答问补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到图书馆找出各种版本亲手摸一过，以后再涉及该书时，就先回想这部书的版式、卷数、书口等具体模样。他强调熟能生巧，孙先生《沧州集》中的文章那样清澈秀丽，富有卓见，赢得学界的普遍赞叹，看来正得力于他的“熟能生巧”。孙先生的博闻强记令学生们大为震惊，他在课堂上讲述史实时朴素无华，但触类旁通，如数家珍，做到了高悬学术之准绳，亲示学子以津逮。 　　回想起来，这些老师们的渊博学识全从“笨”功夫中得来，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了博闻强记的本领。以宋史、古代官制、中国近代史名家的聂崇岐先生上课时也是从来不带讲义，全凭自己的记忆侃侃而谈，史实、年代皆极准确。我还清楚地记得王钟翰先生上清史课时，为我们讲清初“拜堂子”的习俗，历历如数家珍。王先生有时把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按辈分说是我们的太老师了，请来给我们讲几堂课。邓先生身着蓝布长袍，头戴瓜皮帽，脚穿一种叫“老头乐”的棉鞋，脚腕子上扎着腿带，讲课也是从来不带片纸只字。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先是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一躬，往往脑门碰到桌面，然后操着云南官话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几句简单的开场白之后进入正题，全凭记忆从容道来，真是滚瓜烂熟。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地理，翁独健先生的蒙元史，也都是绝学。翁先生口才极佳，善于鼓动学生的热情，在一次讲课中，翁先生扶着拐杖，呼吁“中国应当出自己的巴托尔德”。[1]他指定冯承钧的译述为必读参考书，使我较早地知道了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伯希和的业绩，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来我选定中亚为专业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而我有幸亲承謦欬于侧。 　　除了这些老师之外，校内还有若干青年师表，还有正在读研究院或高班的“学长”，他们年青而有成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如西语系的“才子”吴兴华先生，后来成为红楼梦专家的周汝昌先生，刚在历史系任教的许大龄先生等等。当在历史系读研究院的寿纪瑜师姐、高班同学陈公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