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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管”思维祸害不浅干部换了，难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变了吗？走访基层发现，一些乡镇换届、部门调换负责人后，新任干部对前任干部留下来的、没有来得及处理的问题多是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是上一届留下的事，找上一届干部去，我不管！”为此，群众意见很大：“上一届干部是党的干部，难道换了个干部就不是党的干部了？”　这类干部奉行的是一种“我不管”思维，主要表现在，你吹你的号，我敲我的鼓；一任领导一张图，一届班子一个调。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十分普遍，首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新官不理旧事”的思维定势。“我不管”式的地方新任官员总认为理“旧事”是给前任“扫尾”，是嚼别人剩下的馍，干得再好都是前任的政绩，为前任“贴金”，体现不出自己的水平，反映不出个人的政绩。　“我不管”思维还表现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维定势。“我不管”式的官员到位后，着急按照自己的意愿抛出“新思路”，匆忙按照自己的想法烧起“三把火”，总想尽快干出政绩、拿出成果，好让上级认可。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为此走极端，则断然要不得。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是不惜把前任未干完的有益于地方发展的项目废弃，把制定好的一些制度推翻，偏要“标新立异”。对前任遗留的问题，群众找上门来，更是能拖则拖，能躲则躲，消极对待。如此种种错误思想作怪，势必导致前任一些刚刚开展的工作半途而废，上届某些遗留问题束之高阁。　干部的新老交替，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延续，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新官”、“老官”都是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讲究服务群众的一致性，坚持推进发展的连续性。“旧事”不会因“老官”不在位而自动消失，也不会因后任的无视而不存在，反而因为关系百姓利益、关系地方发展而迟早会成为突出问题。早理旧事早好，拖久了往往就会成为“老大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理旧事，善不善理旧事，既体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与素养，更反映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任何好的决策都经不起折腾。朝令夕改是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我不管”思维更是祸害不浅。我国的航天计划、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等，从构想到设计，从施工到竣工，是几代人坚持不懈接力的结果。在地方，一些民生工程，由于时间、资金、人力、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在一届班子的任期内完成，这就需要下一届干部勇于担当，拿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尤其是对那些既符合当地实际、又符合群众意愿的事，无论是哪任定下的，作为后来者，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把好事做好、把实事做实。或许有人会嘲笑你在为他人“擦屁股”，但百姓会朝你竖起大拇指。郭震海公车改革,关键是遏制“车轮腐败”自2009年全面实施公车改革后,杭州市取消所有局级领导干部专车,让他们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车改两年后,“杭州车改”受到舆论的肯定,同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贴”。　“杭州车改”涉及100多个单位,分三批进行。经过两年多时间,市政府的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总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按照官方的说法,“自车改之后,接到的超标超编配车、公车私用、公车乱停、公车违章等问题举报明显减少。”杭州有关部门对车改前后财务开支进行比较发现,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车改前下降32%,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30%,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　不难看出,“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的公车改革,降低了行政成本,保障了行政效率,遏制了“车轮腐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也有一些市民指出,公车消费本来就有浪费,现在采用发放定额“车贴”的方式,实际上是将一些浪费行为合法化,公权被“赎买”成了私产。　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7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数次改革之后,公车不但没少,反而越改越多,越改越豪华。取消公车发放补贴,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但是,“车贴”发多少、怎么发,一直是车改的焦点和难点。和级别挂钩的“车贴”,会不会出现“车补拿了,而公车照坐”?有的普通干部办事更多,用车更多,但是“车贴”更少怎么办?这些都是下一步改革需要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公车改革是一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博弈。历次的车改之难,其实不是难在“车”,而是难在“人”、难在“权”。公车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限制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行使“特权”。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取得实效,一方面是相应的政策法规不够坚决,不够详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车改革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自我监督和自觉规范,缺少了民众的监督。换言之,公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车贴”到底该不该与职务挂钩,不是赎买特权以及怎样补贴的问题,而是车改到底有没有实现降低行政成本、遏制“车轮腐败”的目标。　必须指出,公车改革,既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也要防止过犹不及,关键是看如何通过改革节约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