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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督法实施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自2007年1月1日监督法施行以来，有效保障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为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从政治、法治的高度，认真自觉地执行监督法，在行使监督权的形式和程序、内容和效果等方面，总体上都较好地实现了法律规范作用和人大监督作用的统一。同时，设区的市、县人大常委会，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讲话要求，在监督法立法原则规范的预留空间范围内，积极探索尝试监督工作的新方式，给监督法的全面正确实施补位增色不少。然而，由于受历史和现实条件、内部和外部环境、主观和客观因素等诸多影响，目前监督法实施或多或少有一些缺失，与立法预期还不同程度存在一定差距，应予足够重视，并按法定标准在实践中不断校准“规定动作”，从而使监督法更好地释放出法律效力，展现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人大工作的本色。 　　本文拟以对陕西省安康市及所辖10县区人大常委会所作调查为基础，结合法律规定和工作实际，就监督法实施过程中的部分具体问题试作分析探讨。 　　议题安排多少问题。在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安排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方面，如安康市人大常委会2014年安排了17项，其中涉及政府14项、检察院1项；10县区人大常委会全年分别安排了5至17项，其中仅有2个县的安排均涉及“一府两院”，4个县的安排涉及政府与法、检“两院”二者其一，有4个县区的安排仅涉及政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根据监督法规定的6种途径，还是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建议，以及部分地方采取通过媒体公告公开征集议题等，人大常委会年度安排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数量悬殊，最多和最少的相差3倍多。这固然有县与县规模大小不同，也不必、不可能要求千篇一律，但是基于什么标准把“若干”问题科学化地合理安排值得考量。多的可能出于在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会议上，总要有2至3个专项工作报告议题，担心会议单调、议题单薄、审议冷场，听取和审议报告少了会在下年度向人大代表报告常委会工作时被动；少的也许是在“少而精”、抓重点、求实效，果真如此当毋庸置疑，怕就怕有潜在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量。试想，人大常委会一年必须依法召开最少6次常委会会议，1个县人大常委会全年若安排议题少于6个，则意味着一次常委会会议连1个议题都达不到，明显不合理。面对人大监督实效性不强的客观现实，地方人大常委会适当多安排几个议题是必要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既没有一定数量，又没有议深、议透的高质量，的确会在报告一年一度的常委会工作时“做文章”。当然，贪多求全绝不可取。只有注重把议题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监督工作才能求实、求深。 　　听取和审议法、检“两院”专项工作报告一直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薄弱方面，这与加强司法监督、推进依法治理的形势任务很不相适应。一般来讲，在“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年度议题安排上，除了政府的以外，还应考虑将法、检“两院”酌情安排，可以二者安排其一，这既有法治的需要，也有平衡的需要。要坚决摒弃“嫌麻烦”“怕惹事”的消极无为思想，从人大抓大事、议大事的角度出发，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议题本身就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监督，个别议题可以连续几年有针对性地跟踪问效，直到人民群众满意为止。 　　法定工作时限问题。“一府两院”于常委会会议举行的20日前，应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征求意见，并于会前10日送交人大方面，市人大常委会做到的次数寥寥无几，县区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到的占比70%。在常委会会议举行的7日前把专项工作报告送达常委会组成人员方面，市人大常委会仅偶尔做到，县区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到的占比80%。县级比市级人大常委会的情况显然好得多。监督法规定这3个时限，其主要目的是为确保“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趋于完善，确保常委会组成人员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提前阅看专项工作报告，便于会议期间审议有的放矢地充分发表意见建议。按理，遵守这3个时限并不难，因为人大常委会的议题安排通常在每年人代会后，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即印发或公布，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如果常委会主任会议召开的时间距常委会会议举行的时间太近，则直接导致专项工作报告不能按时送达常委会组成人员。据笔者观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召开常委会会议的时间相隔一般都在25天左右，这使得各项准备工作很从容，而对处于基层的市、县人大常委会来讲，工作节奏的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要想把主任会议、常委会会议间隔的时间预留25天左右很不容易。 　　不折不扣地遵守上述3个时限，对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来讲是一项权利，同时对“一府两院”来讲是一项义务。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