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税收制度被动和主动调整.docVIP

入世后中国税收制度的被动和主动调整一、把握一个基本线索 从2001年11月初中国被接纳为WTO成员国的那一天算起，我们已经在WTO的体制环境中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正式加入WTO之前或在为加入WTO而积极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加入WTO后的中国税收制度”问题的分析还多少带有预测性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年来的实践，加入WTO的影响已经或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在过去看得不那么清晰或看得不那么全面的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晰、更全面了。对于中国税收制度应当或必须完成的调整工作的分析，亦可能更加贴近现实了。 全面、清晰地认识WTO同中国税收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肯定是确定中国税制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所应完成的一系列调整工作的基础。为此，似应首先明确并把握这样一个基本线索： WTO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既然是贸易体制，它就不会对属于一国主权领域的税收制度安排“直接”提出要求，或者，不会同属于一国主权领域的税收制度安排“直接”发生关系。但是，由于贸易体制同税收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加入WTO的影响终归要通过贸易体制延伸至税收制度领域。所以，WTO肯定要对中国的税收制度安排产生影响。只不过，它的影响是“间接”的——以贸易为线索，通过贸易这个纽带而传递到税收制度，并对税收制度安排提出调整的要求。 循着上述线索而追踪加入WTO对中国税收制度安排的影响过程，可以看到，正在或即将进行的中国税收制度安排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被动的、无选择的调整和主动的、有选择的调整。 二、被动的、无选择的调整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总是同其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并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的。对我们来说，税收制度的调整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税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中国税收制度设计所须遵循的原则发生了变化，现行税收制度的安排当然要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对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不能实行税收歧视。也就是，给予外国企业、外国居民的税收待遇不能低于给予本国企业、本国居民的税收待遇。不过，WTO并不反对给予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高于本国企业和本国居民的税收待遇。以此度量我国的现行涉外税收制度，可以发现，就总体而言，我们给予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的非但不是什么税收歧视，反倒是大量的本国企业和居民所享受不到的优惠——“超国民待遇”。再细化一点，我们在进口货物和国内同类货物之间、中国政府有承诺的事项和无承诺的事项之间，还存在一些差别的税收待遇。（注：突出的例子有，对某种进口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而同类国内产品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对外资医疗机构，如果中国政府曾承诺给予税收优惠，便适用税收优惠规定。如果未曾承诺给予税收优惠，便不适用税收优惠规定。）所以，逐步对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实行国民待遇，显然是中国税收制度安排调整的方向所在。 ——根据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对所有成员国的企业和居民要实行同等的税收待遇。也就是，给予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企业和居民的税收待遇要无差别地给予其它成员国的企业和居民。所以，清理我国现行的各种涉外税收法规和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对那些适用于不同成员国的带有差别待遇性质、又不符合所谓例外规定的项目或条款予以纠正，（注：属于差别待遇但符合例外规定的例子是，我国通过签订税收协定，对特定国家实行15%或10%的预提税税率，而对未签订税收协定的其它国家实行20%的预提税税率。）使之不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要求相矛盾，也是中国税收制度安排调整的一个内容。 ——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各成员国所实行的税收政策、税收规章、税收法律、税收措施等等，要通过各种方式预算加以公布，保证其它成员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预见。对比之下，我国的差距着实不小。除少数几部税收法律外，多数税种的基本规定是以法规形式而非法律形式颁布的，大量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规章或政府部门文件的形式下达，且往往带有绝密或秘密字样。而且，在这些并不规范的法规、政策或文件的执行过程中，亦带有浓重的人为或随意色彩。所以，提高税收的立法层次，加大税法的透明度，构筑加入WTO后的透明税收，是中国税收制度安排调整的方向所在。 ——根据WTO的统一性原则，各成员国实行的税收法律、税收制度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颁布，在其境内各地区统一实施。各个地区所制定颁布的有关税收规章不得与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颁布的法律、制度相抵触。就此而论，尽管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实现了中国税收制度的统一，但以不同形式变相违背税制规定或对税制规定作变通处理的现象，仍在不少地区盛行，在一些地区甚至呈现蔓延势头。所以，统一税制，对于我们来说，依然要作为税收制度安排调整的一个方向。 诸如此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