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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需克服实用主义与政绩思维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知识创新。为激发创新热情，近年来国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台不少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时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与实用主义传统以及政绩思维造成的不利于创新的学术生态有关。 一、实用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及其弊端 从传统渊源追溯，以政绩思维对待知识或许与中国文化中实用主义的知识观有关。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与西方文化迥异。西方文化崇尚思辨理性，长于逻辑推理，穷究“真理”，而中国文化精于生存智慧，追求“实用”。譬如中国的数学，只重实用，属于有实际功用的“法”，却不深究“法”背后的原理，即“义”，也就是说，中国数学不重视逻辑推理的求证，因此比西方数学略逊一筹。今人朱国华先生指出：“西学赖以发生和发展的引擎是爱智或求真意志，或‘为知识而知识’的冲动，反观我国，对事实性的独特发现并不能引燃我们的激情，理论自身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除非它可以作为工具之用。西学种种分析的、演绎的复杂思想系统，在中土并无丰厚肥沃的接受土壤。”（朱国华:新华文摘,2014-18-90页)所以说，由于中国文化缺少“求真”意识，科学认知的内驱力相对较弱，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先在地制约了我国科学管理的思维模式。 近代以后，现代科技伴随着我们民族的屈辱经历传入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我国的科学及其进步与国家的振兴密不可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教兴国”、“科技创新”，一系列以“民富国强”为目的的科学发展导向，激励着几代满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推动着我国的科学发展，为今天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但是也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与近代中国的现实需要自然融合，“用”的意识仍主宰知识追求的全过程，西方那种超越实用的“求真精神”和“兴趣驱动”的知识探究模式并未在中国扎根。然而“求真”才是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本源，是健康学术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认为，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实用性，会导致以下弊端。 弊端之一：庸俗理解“学以致用”，颠倒了体用关系 人类的科学研究源于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性的好奇。在这种好奇的驱动下做超功利的探究，持之以恒，自然会有所发现。而这种发现当然会反过来促进或有益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改造，对优良人性的培育。也就是说，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但如果把科研和学术的实用功效作为追求的绝对价值和直接目标，就会把研究引向急功近利，导致科学知识本身的危机并最终使其使用价值也陷于枯竭。须知科学知识的使用价值不是无本之木，无皮之毛，而是真理与知识的一种社会、经济效用，是一种衍生现象。施一公院士针对大学太过强调“学以致用”的现象指出：“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一个自然科学家发出这样的劝告是令人深思的。 弊端之二：过分强调“成果转化”，终致没有成果可以转化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科学知识的所谓“成果转化”问题。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近年来非常强调成果转化。但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现在的情况不是有很多好的研究成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而是严重缺少可以转化的好成果。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实用功利而导致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降低，好的成果出不来，没有东西可以转化，而不是缺乏转化。施一公院士曾经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另一个例子，美国分子数学家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成果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如何能转化？他只是做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做好了，成果有了，转化是水到渠成的，不需要拔苗助长。（参见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二、实用主义传统与政绩思维的结合 实用主义传统与行政本位的体制结合更导致扭曲的政绩观和畸形的“符号”管理方式，进一步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文化生态 科学研究成果的发现者（即研究人员）与使用者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研究人员应该潜心研究，不要过多考虑研究的实用价值；使用者则不要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