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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研究 一、编订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知识背景与结构的教材 教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依据。教材的呈现方式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有着内在的规定性，往往决定着教师的执教方式，决定学生的学习方式，因而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民族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由于生源地域文化与基础知识背景的不同，不光要选择适合学生知识结构的基础教材，同时更需要编订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针对性、实用性的教材。钱穆说:“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1]强调了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作用。尽管目前已有的各类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逐步将文化与历史渗透到文学发展的历程当中，但对于反映民族习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文学现象并没有明确而又形象的突显。事实上，不同时代、时期的文学史都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印迹。如古代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争的记述，正是中国民族文化起始;《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篇诗史记述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屈原的《离骚》带有浓厚的古代南方的历史文化与地域风情;中国各民族自古代就有演唱民歌的习俗，汉代的乐府民歌中浓厚的生活气息均来自于民间，并将南北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习俗融合在一起，从而透显出真率诚挚的情感;唐代的边塞诗展现了雄奇壮阔的边塞风光，以及由民族战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从而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融得以客观真实的展现;宋代更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代，在宋王朝统治的329年的历史过程中，其始终与西夏、辽、金、蒙古相对峙，并最终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取代，宋代的诗词、散文均对此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元朝建立以后，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内地和边疆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学在此期也呈现繁荣的景象，产生了许多少数民族散曲家、诗人和词人，萨都剌、马九皋、贯云石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期，民族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同奉行“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回族文人李贽、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红楼梦》，都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杰出产物。由上可见，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增强文学时代感的重要因素，文学史的演进正是伴随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与成熟过程;从作家的个性风貌与时代、民族风貌之间的关系来看，时代与民族风貌的共性是寓于作家风格的个性之中的。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文学的民族特点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离开整个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来评论作家作品，作家风格就成为一些孤立的、零星的文学现象，无助于说明它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受到民族心理习惯和文学传统制约的本质特征。每一个时代的文人的个性中都渗透着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最终必然会折射到文学创作中。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李商隐、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曹雪芹、罗贯中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他们的创作无不是时代民族风貌的展现，民族地理、民族心理、民族观念、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特点均能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连贯性的印记。总之，在统一的多民族并存的社会形态中，文学创作与民族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互动关系中。正是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学反映的内容范畴扩大了，文学的地域民族特征加强了，风格更加多样化了，情感类型也更为丰富了，文学自身为了适应民族融合的需要而不断创建新的表现领域与表达方式的要求。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民族高校也和其他综合性院校一样选用“权威”教材(现在比较通用的是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然而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为了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应该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从而让民族文学回到课堂中，使学生树立多民族的文化观与文学观，以此去认识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并担负起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二、加强记忆理解，重视学生基本功的培养 目前，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民族高校已经实现了面向全国各个省市、各个民族的招生，由于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能力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尤其是来自于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基础也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因素，语言基础是民族院校学生的必备工具。如果汉语言的基础不足，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而古代文学又是一门融语言、文化、历史、审美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如若没有良好的语言与文学功底，那么由文学现象而延伸出来的文化内涵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