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意外保险理赔案例4篇.doc

人身意外保险理赔案例4篇 篇一：人身意外保险理赔案例 原告：赵强 法定代理人：李英 被告：上海霞光针织公司 赵国是赵强之父。赵国生前是被告上海霞光针织公司的汽车驾驶员。1996年8月5日，被告在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赵国投保“分期支付储蓄终身寿险”和“综合个人意外保障计划”各一份。投保书受益人均为赵强。1996年10月26日，赵国因车祸死亡，10月31日，赵强之母李英与被告签署了“关于赵国同志车祸善后工作处理协商意见书”，其中第四点言明：“公司给赵国同志家属费用合计人民币5万元，其中包括丧葬费、墓地费、一次性补助费、亲属误公费及包括人身保险费的支付。”同年11月11日，被告支付李英人民币5万元。同年12月28日，被告持保险受益人的法定代理人李英签署的赔偿金收据领取了全部保险合计156748.50元。嗣后，李英以赵强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要求取得该保险赔偿，经与霞光公司交涉未果，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双方所争保险金，依《保险法》规定应归指定的保险受益人所有。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篇二：人身意外保险赔付及案例 李某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一天，李某因支气管发炎，去医院求治。医院按照医疗规程操作，先为被保险人进行青霉素皮试，结果呈阴性。然后按医生规定的药物剂量为其注射青霉素。治疗两天后，被保险人发生过敏反应，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医治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是：迟发性青霉素过敏。 李某的受益人持医院证明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接到受益人的申请后，内部产生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被保险人是在接受疾病治疗过程中死亡的，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由于被保险人投保的是人身意外伤害险，并非是疾病死亡与医疗保险，因此，保险人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另一种意见是，尽管被保险人是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死亡的，但由于迟发性的青霉素过敏对于医院和被保险人来说均属突然的意外事件，尤其对于具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不能认为身体仅对某种物质过敏是次健康体。因此，由于青霉素过敏导致死亡，可以比照中毒死亡处理，而不能认为是因疾病导致死亡。既然如此，排除了被保险人因疾病死亡的可能性，只能视为意外死亡。所以保险人应按照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合同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篇三：人身意外险理赔案例 2010年4月14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否属于团体人身险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被保险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系脑出血和急性心肺功能衰竭引起。虽然尸检报告的小结中提到被保险人“脑、肺的病理表现仍提示有急性栓塞的可能。尚请结合临床进行分析”。 而临床诊断被保险人系猝死，尸检报告对其死亡主要原因的结论仍为脑出血和心肺功能衰竭引起。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现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因脑出血和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与其8天前在工作中遭受意外导致的左趾骨骨折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上诉人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系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保险人支付意外身保险金的上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篇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案例 2001年6月6日，某市公安分局为其在职职工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旅游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中约定投保单位每一在职职工主保险额为20万元，附加意外医疗保险额为1万元。 2002年2月23日，被保险人谢某在一酒店因意外情况导致颅脑严重损伤，24日被送往医院抢救，3月22日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此后，谢某母亲作为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提出旅游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申请，要求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 经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调查，发现在被保险人住院病史中，现病史一栏记录有“患者约10小时前酒后摔伤头部”，供述人为徐某，并注明较可靠，另外在该院的出院小结中也再次记录“患者因酒后摔倒导致颅脑严重损伤死亡”。保险公司遂以被保险人属酒后摔倒所致事故，属保单中的责任免除范围，作拒赔处理，受益人对此不服，诉诸于法院。 在寿险理赔实务中，很多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医疗记载是理赔决定的惟一依据，但由于医疗记载的特殊性，特别是病历中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等的证明力和证据效力的认定，在实务处理和保险纠纷诉讼中颇具争议，在此，笔者试从证据规则角度出发，通过一则典型的保险纠纷诉讼案例，发表个人见解。法院判决法院认为，根据医院病史资料记载，谢某是酒后摔伤头部入院，也即是被保险人谢某摔倒与其饮酒有因果关系，该病历记录是谢某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