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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的前提是有知识充盈的头脑 　　『把转基因放到农业的背景下去写，报道才有意义』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你最近出了新书《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转基因这个话题的？ 　　袁越：2005年我同国之后看到国内有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但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没太大意义。2007年的时候，我去英国做了一次采访，意外地听到了一个讲农业的讲座。 　　当时英国出了一个报告，关于为农业引进一个新品种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的一个报告。我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很受启发，因为它是从农业的角度、从一个整体的环境来看引进一个新品种对农业的影响。同理，你也不能单独地看待转基因这个技术，还要看它的社会经济效益，大田的效益、对环境的效应，看整体的生态。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有意义的报道，把转基因技术放到一个农业的背景下去看。 　　以前我对转基因的报道，几乎就是以我过去的知识背景，再加上上网搜索的资料，进行维基百科式的写作就完了。但从那以后，我对转基因的报道全部都是基于实地采访，包括政策制定者，或者是农民，或者种子公司、研发人员这些人，让他们来现身说法，问他们手里的技术是怎么被转化成种子，种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政治阻力、贸易阻力和环境阻力。这个时候，文章才开始有意思。 　　张刘：为什么书名要用“人造恐慌”这个词呢？ 　　袁越：因为转基因的所有争论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的很多争论，像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垃圾围城、疫苗安全等，都是你能切实地看到它的危害。而转基因实际上并没有影响我们生活具体的某一方面，但是它的关注度确是所有问题当中最高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人造的！ 　　转基因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或是切身体会过，或是有证据说明它有任何危害，但被媒体炒热，所以对转基因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敌我矛盾。他们的恐慌，是有他们的私人的目的，很隐蔽，或者说不出口的目的，造出来的恐慌，这时候媒体人还要跟他们去争论、平行地去讨论问题，就是被利用了。 　　张刘：怎么评价这七八年以来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呢？ 　　袁越：是不及格的，产生了大量的错误报道。因为中国的99%的媒体人都是文科生，本身对这个问题就不懂。这个问题为什么讨论这么久？与媒体人不恰当的报道和煽动很有关系。 　　张刘：你去报道转基因的问题时，做了哪些工作？ 　　袁越：我一开始，就像我刚才讲，我一始没怎么关心，就是很没有兴趣，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老百姓没有什么动力去关心它，但是后来我参加那个会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不能单独看待这个技术，要看它的社会经济效益，大田的效益，对环境的效益，就是它运用于整体的生态，那这个就很有趣 所以我一开始写的几个小块文章，就是讲讲某个技术专业性的，没什么意义，我没有收到这本书里去。 　　张刘：在你看来，媒体应该如何正确地报道转基因问题？ 　　袁越：报道转基冈首先需要具备国际视角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只有棉花这一种一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采用，记者应陔忠实地把这个情况介绍给中国读者。 　　其次，从育种的角度考察转基因技术。记者必须明确，转基因说白了只是一项育种技术，如果传统育种能够满足要求，确实没有必要搞转基因。问题在于，传统育种方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已经很难获得重大突破了。 　　要注意的是，转基因技术自然有其缺陷，必须如实报道，但报道时必须分清哪是真正的缺点，哪些是反对派强加给转基因的。 　　报道转基因，说简单也简单。既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按照科普文章的基本原则去写就行了。这些原则包括重事实、讲逻辑、注重细节和推理过程、尽量报道主流科学观点等 报道转基因的记者要学会区别对待反对派的声音。如果这声音来自乌有之乡这类极端政治组织，或者绿色和平这类极端环保组织，以及所谓“生态农业”的从业人员，那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这些人反对转基因的原凶与科学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与这样的人较真不但没有意义，还会把正常的讨论引到沟里去，得不偿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三类反对者当中的很多人都有“科学家”头衔，有的还在国家级科研机构身居要职。这类人往往更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偷懒的记者很容易上当，不去核实对方的背景就贸然前往采访，并将对方的话视为《圣经》，类似情况在国内转基因报道中屡见不鲜。 　　我认为，无论是报道转基因，还是其它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你的文章是写给“感兴趣的中间派”看的。“中间派”这个词很好理解，这就是一群尚未下结论的人，有可能倒向任何一方，当然是舆论争取的对象。“感兴趣”这个定义同样重要，有很多中间派其实对这个争论不感兴趣，没有动力或者能力去研究它，对于他们来说，文章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