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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济学视角下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改革方向 　　[摘 要]中国外语语言教育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英语教育的特点，加上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引发了全国性的“英语热”。通过英语教育的语言经济学解释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一直以来的英语教育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发展添能助力，但是也存在成本投入过大、收益不高，教育效果不好，英语教材改革不力，英语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提高英语师资质量，推进英语教材改革，平衡英语教育和其他外语教育的关系，注重专业英语的发展。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英语教育；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1-0132-02 　　[作者简介]卢伟（1989―），女，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界对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方法：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导向、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学导向、八九十年代的生态学导向。[1]语言经济学的概念最早由Jacob Marschak在1965年提出。Grin将语言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对语言变量之间以及语言学变量和经济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范式，认为语言经济学能够为语言政策的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有效的支撑。[2]中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主要是介绍国外语言经济学理论，学习国外相关实践。[3]将语言经济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有待加强。 　　我国外语语言教育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英语教育的特点，而一些历史和现实原因，如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下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风潮，中国加入WO、举办奥运会等，催生了“英语热”。 　　二、“英语热”的语言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体的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在中国，掌握英语技能往往能为个体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用人单位也更加倾向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英语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认可度都较高。相对于其他外语，英语作为一种生产性较高、应用范围广的语言，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语言经济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如果将中国看作语言群体A，其通用语为汉语；那么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可以将之视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语，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看作语言群体B。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中国加入WO以来，国际交流和贸易需求不断扩大。在开始阶段，A群体中能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的个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满足了自身同B群体进行贸易的需求，又充当A群体与B群体之间的翻译者，为他们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由此，英语的使用范围便延伸到A群体内部，这就是语言的网络外部性。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降低A、B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贸易成本，A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学习并掌握英语技能，英语成为A、B群体间交流的纽带，交际价值提高。 　　英语技能作为生产性高的人力资本的特性与其公共产品的属性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英语技能的生产性在其网络外部延伸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英语掌握者自身的经贸需求得以满足，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而充当翻译者在给他们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为他们赢得了社会尊重，提升了他们的成就感。另一方面，英语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有效性使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增强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三、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语言政策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是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的又一方面。本文借鉴宁继鸣[4]在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中将国际汉语推广的收益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的做法，将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为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间接成本和间接收益。 　　中国英语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直接用于英语学习的人力、物力投入。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数量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每年对英语教育进行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英语培训教育行业的“市场年产值高达数百亿人民币，为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5]。就个体而言，如果不将某些地区的学前双语教育计算在内，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要接受10～16年的英语教育，相应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可想而知。英语教育的间接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将投入到英语教育中的人力和物力用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是英语学习者将用于英语学习的时间用于其他生产性活动，如创业、兼职等，从中得到的收益。 　　英语教育的直接收益主要是指掌握英语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如英语熟练的个体从事相关工作所得的工资收益，英语教育培训机构获得的经济收益等。英语间接收益主要是指由于掌握英语技能给个体带来的成就感、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