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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权力扩展的一般性原因邓亚超（政行，1312748）摘要：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将美国成功的原因归结到了制度、民情和环境三大要素中去。在笔者看来，围绕制度、民情和环境三要素所展开的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成功的原因，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对其他政治现象进行系统有效的分析。在此，笔者试图通过三要素分析的方法，对美国联邦权力的扩展展开探析。关键字：美国；联邦权力；制度；环境；民情一、美国联邦权力扩展的制度要素正如封建制度为专制君权提供生存的土壤一样，民主制度是民选政府权力存在的保证。对于任何一种权力而言，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制度既保证、又规范它的生存和发展。专制君权的灭亡往往不是因为它的专断强大，而是因为它的残暴不仁；民选政府的垮台也并不是因为它插手的事务太多，而是因为它逾越了法律规制。可以说，任何一种权力，只要它没有逾越其所赖以生存的制度，那么他的合法性就可以得到保证。这也解释了现代民选政府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大于封建时代专制君权的原因，二者的区别不在于何者更为强大，而在于它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框架的不同。美国联邦权力的扩展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这个制度框架遵循四个基本原则：联邦制、共和制、三权分立（包括制衡）以及宪法至上。与英法等单一制民族国家不同，美国的国家权力由作为中央的联邦政府与作为地方的州政府共同的掌有，他们双方的权力互不干涉，都来自于合众国宪法。这样的设置解决了独立战争以来脆弱分散的邦联制所带来的麻烦：邦联制实则是地方各州的主权联盟，地方各州完全可以以单个州的名义同他国展开外交活动。联邦政府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协调独立各州的利益，这样的一个类联盟国家使他们在贸易交往、防卫安全等方面受苦良多。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州决定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并制定合众国宪法。该宪法以明文的形式将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确定了下来，给予了联邦政府广泛的征兵权、收税权、媾和宣战权、应付全国危机权和谋求全国共同利益权。1联邦政府对内对外都是国家的唯一代表，各州则属于联邦的一个自治成员。这一体制在本质上有利于联邦权力的扩展，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明示权力”（即宪法规定的属于联邦政府的权力）虽然在当时看来威胁不到各州的自主决策，但随着二战以来社会的发展，各州政府财政开支在诸如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增加都使得其没有办法再依靠独立的财源维持政府运作。联邦政府虽然慷慨的为他们提供了财政拨款，但前提是各州必须接受一些附加条件。这些附加条件往往是联邦政府影响各州决策的重要法宝。除此之外，宪法第一条中的一项弹性条款，即授权国会“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他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与适当的法律”2，也一直支持着联邦联邦权力的弹性化增长。通过这一“弹性条款”，联邦政府在1890年顺利的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部法律在限制洲际垄断贸易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州权。联邦权力的扩展不仅仅是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相对关系的变化，而且还是联邦政府内部各机构之间相对关系的变化。总的来说，联邦政府的内聚力通过总统的作用而大大增强了。作为一国元首兼政府首脑，总统在道义与现实上都有绝对的机会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非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因此他往往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最多连选连任一届，因此人民对他比较放心，不会因为害怕他为所欲为而处处限制他的活动。虽然联邦政府的构建处处体现着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的行为受着国会与法院系统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制约往往因缺乏坚定性而显得效果不足。比如：参议院可以拒绝总统的任命，但是最终的人选还是由总统提名的。国会虽然拥有弹劾权，但其影响过大，以至于国会至今为止只对两名总统进行过弹劾。对于国会否决的财政计划，总统可以以政府停摆相要。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总统的或国会的任何法案无效，但是20世纪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最高法院采取的措施说明总统还是有能力对付法院里那帮老人的。此外，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特权也帮助他从国会手中获得了实际的宣战权。在美国同其它国家发生的200多次的武装冲突中，只有5次是由国会行使宣战权而发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总统得以通过自己的作用增强联邦政府的内聚力，从而使联邦权力在相对于各州权力增长的同时，自身的一致性也得到有效的保障。宪法至上的原则也对联邦权力的扩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合众国宪法第三条与第六条的相关规定，非单个州的案件以及一些特殊案件的审判权归联邦法院所有，合众国宪法及法律高于各州法律，且“不论各州宪法或法律内容对之有任何抵触，各州法官均受其约束”。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各州政府之间或者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联邦法院成为了他们之间的裁决者。“裁判”身份与“运动员”身份的重合明显是对联邦政府有利的。除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