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反思与重构.docVIP

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反思与重构 ——以榜样示范构筑精神家园 摘要：陌生人社会道德危机四伏，突显为公民间信任度低、认同与包容力差，折射出的深层问题是缺乏一种公民性共识。当今公民道德建设路径虽然趋向多元化，但是榜样示范作为社会的正能量仍是有效手段之一。榜样示范自身的真实性与感召力以及公民个体存在的同理心倾向使得重塑一个精神型的熟人社会成为可能。 关键词：陌生人社会；榜样示范；公民道德建设； 引言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是人们在社会结构变革中心灵紊乱、认同缺失的一种释放表现，引起了我们对当前道德建设的深刻反思。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中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重点加以论述。探寻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之一是“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通过榜样示范凝聚社会共识，共筑精神家园。 一、传承与对话：陌生人社会理论求溯 “陌生人”一词由来已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然而，首现于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著作中的“陌生人社会”概念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却是与现代性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当今社会结构的变迁冲击了绵延已久的传统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理性化、流动性为表征的现代社会更是区别于以血缘、地缘及宗族为天然纽带的传统社会。“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生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陌生人”。用齐尔格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1]也就是说,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在西方，陌生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肇始于社会学学科领域，德国社会学家盖奥尔格.西美尔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后来的齐尔格特.鲍曼秉承了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理解陌生人。此外，伦理学者们也尝试着在道德及价值层面来理解陌生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了“道德异乡人”的概念等等。相对于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积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对陌生人问题予以了关注,在研究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2]费孝通先生同样是继承了从总体社会结构格局变迁的层面分析陌生人,但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难以触及、解决陌生人社会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危机。 二、挑战与超越：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源于以下两种分析：首先，陌生人社会道德权威的弱化。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选择在西方是以上帝为指归, 相信人的“原罪说”——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救赎及虔诚的信仰才能得到解脱。在中国则是以宗法道德为归依。也就是说, 或者是宗教伦理, 或者是家族宗法道德不仅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精神基础, 而且为人们的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共同认可的权威。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取而代之的是契约和法律，不可否认契约伦理和法律强制力的积极作用，建立在契约、法制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彰显着理性主义的色彩。但以契约关系等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紧紧追随着“知识性的、没有情绪的、没有感情的城市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被丢失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特点, 一个广泛的系列的没有道德意义的人际关系, 现在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被道德标准评价和判断的行为成为一个规则。”[3]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其次，陌生人社会缺乏有效的道德规范。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所灌输的是对王权的盲忠及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以压抑、牺牲人性为代价的臣民、子民道德也必将会被一种全新的、以彰显人性自由与理性为旨归的新规范所替代——公民道德规范，它为陌生人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诸多人将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笼统的将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今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认同与包容性问题，更深层次的就是陌生人之间缺少一种公民性的共识——维系“道德共同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念较少利用正式的组织, 较多的利用归属感、信任和责任, 以及对分享我们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的义务”的重要特质[4]。陌生人社会的表征之一即是人员的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必然面临现代社会认同的危机, 诸如个人归属感的匮乏、自我意义感的丧失、个体焦虑感的增强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紊乱等等。黑格尔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形成。个体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