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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名、报告名、讲座名用 篇一：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讲座报告 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讲座报告 讲座内容概述： 一、说“风流”：无言之美 风流是指一种人格的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可谓我国古代的一部风流宝鉴。《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主要表现便是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但世上也有不少假名士，如《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孝伯说的便是个假名士，假风流。 “真风流”的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玄心”指一种领悟了天人分际、意象关联、情理融合的神秘幽远的超越之心，是超乎得失成败、祸福生死的心灵的宁静状态。 “洞见”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就能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此即所谓名言隽语，是风流名士常用言语。 “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感觉。《世说新语》的名士，有些行为乍一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从妙赏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 “深情”是指有妙赏的人，对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而在这种同情中照见的是他自己的怀抱。 二、说“玄学”：“说不可说” 玄学实际就是超越“有名”“有形”“万物”之上的玄妙学说，历经《周易》、《老子》、《庄子》、汉代宇宙论，而渐与名教碰撞遇合，并形成所谓玄学。 “玄学”自先秦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老子的“玄道”。玄学就是从老子关于“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有名”与“无名”、“无欲”与“有欲”而延异出的某种形而上的学说。当然，在老子看来，这种“形而上”的“道”是可以在“形而下”的“器”中体现出来的。 2.庄子的“道论”。庄子关于道的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本体论言说并不是主要的，而其重心更落在“无名”的“道”和“有名”的“万物”之间的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玄学在庄子这里进一步获得了其当下性和实践性的形态。 3.汉代从“宇宙发生”论“道”。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 （《易纬·乾凿度》） 4.魏晋从“本体论”层次论“道”。魏晋玄学摒弃了汉代从阶段论、发生论、过程论角度对于“无-有”关系的论述，而转向“本-末”、“体-用”关系的思考。 三、“名教”与“自然”：玄学的核心主题 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以儒家哲理化的伦理学说为内涵，以承继西周宗法礼制程式化的礼仪规则为形式。 “名教”自先秦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名教”即“礼教” 2.“名教”注重“形名”或“名实”相符 四、正始玄学：“无-有”关系的重新定位 正始玄学（240-249，魏齐王年号），代表人物：何晏（？－249年）、王弼(226年-249年)，理论上重视《周易》、《老子》。提出“以无为本”的学说；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学说；提出“无情”与“有情”或“五情”与“神明”关系的学说；提出“言-象-意”关系的学说。为“名教”重新寻找“根基”，成为当时最紧迫的政治的、伦理的、思想的任务。而这种任务的完成却有赖于“哲学”的穷根究底的“辨名析理”和艺术的不落言象的“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的介入。 （一）提出“以无为本”说：奠定了“自然”的基础地位。 （二）提出“名教本于自然”说：“自然”为体，“名教”为用。 （三）提出“无情/有情”或“五情/神明”关系说。（四）提出“言-象-意”关系说：得意忘言 五、竹林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 “自然”与“名教”在高平陵政变后形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路线 。（一）名教派：司马氏之徒、何曾等无耻之流。名教彻底堕落为遮羞布，皇权专制型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是对作为“本然”和“应然”的“名教”的歪曲，即名教之“体”、“本”被摒弃了，名教之“用”、“末”被突出了。（二）自然派：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六、中朝玄学：折衷主义路线的执行 中朝玄学（晋怀帝时期），以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为代表，仍重《庄 子》，而思想重归温和，形成“新庄学”。完成了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折衷主义路线。 七、名士风流：魏晋玄学的实践 名士风流是指魏晋名士们主张的不必遵守礼法，凭本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以过一种率性任情的生活方式，即“弃彼任我”，同时也是一种浪漫、俊雅、旷达而疏放的艺术精神，他们主张只有这样的言行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 （一）“名士风流”在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