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docVIP

学术研究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 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 潘忠党，1958年生于北京，安徽黄山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3年赴美求学。先后获得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和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今年5月，潘忠党教授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授课。应笔者之约，潘教授于此期间接受了采访，并有了一番愉快的交流。潘忠党的学者气质很鲜明，自主与批判的意识，独立与反思的情怀，亲和与健谈的性格，这些特点在他身上汇聚得不失色也不过分。无论是谈及学术经历，品评学术环境，还是表达学术观点，他的深邃与真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际视野　中国情结　　陈娜：1996年，您曾经专门撰文评价过大陆与港、台地区传播学研究的特点。时隔十多年，您再对比一下这几个地区，将如何评价？　　潘忠党：大陆跟1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学者的知识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巨大的发展。首先，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我们引进了很多研究论著，而这与曾经译介的大多为课本教材不同。其次，我看到现在有一些年轻学者以不同的研究取向，出了相当规范的经验研究，有些文章甚至拿到国外做量化研究的期刊上去发表也不差，我觉得这就很不错。再次，现在年轻学者当中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能提出问题，要研究真问题。所以，整体来讲非常好，整个学术风气更加开放，学术资源、话语资源更加丰富，并且有一批敢于突破的年轻人，我觉得是很有希望的。　　台湾尽管有些学者做得很不错，但总体而言，格局较小，即便是研究台湾自身的问题，能够对理论的发展建构有启示的研究，依旧很少，所以我在1996年一篇文章中对他们的评价到现在依旧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台湾社会较高的商业化程度和明显的世俗文化特征，使得学者们容易浮躁，而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静思、读书。　　香港则比较复杂。整体上看，香港与台湾有相似之处，比如人才训练比较整齐，学术做的相对规范，同时由于它介于中西文化之间，所以视野比较开阔。这几年香港有了些不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自己创办了传播学专业刊物，不再过分依赖于西方的学术平台，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自主性。由于很多香港的传播学者也并不是香港本地人，背景比较多元，所以所谓香港本土的特征很难概括，至少对我这个非香港人来说是如此。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传播学研究的状况依旧是学者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有不少研究者缺少对学术的尊重，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揽财获利的手段，我觉得这就很糟了，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你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并且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你的研究成果。这种趋利的目的、动机及思维逻辑的正态化、正常化，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陈娜：从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国传媒业的关注和把握是积极且深刻的，能否谈谈这种中国情怀的内在驱动力？　　潘忠党：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村子里面有条河，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成天泡在水里面玩。中学的时候，每年春天都要支持农村的春耕，我们会下乡去采茶、插秧，这种接地气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哪怕你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你对中国的感受，对中国的直觉都来自于这片土地。这种乡土气息不会改变，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无法改变，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成为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是身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学什么专业，只要他是中国人，他的视角始终会在中国，这是逃避不了的。哪怕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好像已经很隔膜的人，他会送孩子去学中文，也会在家里装上一个卫星天线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还会在网上下载中国的东西，大家聚会时也是谈国内的八卦新闻。这是人的本性，是毫无疑问的。　　从做学者、搞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常识性认识是，你在西方所得来的这些理论、方法都只能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者说仅仅是你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可以利用的资源。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分析中国的现象，不是为了说给外国人听，或者验证某个外国人的理论，而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就是要问自己，我对中国真的了解了吗？我这样分析有道理吗？其次是要看我的研究对国人、同胞到底有没有起到一些启发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标准。　　陈娜：您曾经谈到过在美国做传播学研究所遇到的主流学术圈对中国问题不甚关心的尴尬，这种现象现在是否依旧普遍？您在国外，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还是两者兼有？　　潘忠党：我觉得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情况，就是对他国、他者的不够关心。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在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