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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之魂》：通往鲁迅的重要驿站——兼论青年鲁迅的思想起点 杜光霞 1 鲁迅，一个太过独异的个体，卓然特立于其民族、时代与社会群体之中。从中国近现代至当代，我们无法将鲁迅纳入某一个相对较为持久的思想文化或文学群落，甚至无法找到另一个在这些领域的开掘深度真正足以与鲁迅比肩的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鲁迅是怎样成为如此独特的“这一个”的？他是完全异质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块突然空降的、神秘不可解的“飞地”吗？由此推知，正如早有学者提出的那样，他是“全面抨击中国的过去”，“号召完全摒弃中国传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1]吗？从总体上看，鲁迅是根除了故国传统，又无法从西方“发现”可供信仰与坚守之意义，也没有“强调去创造意义的意志”，最后“走向虚无主义”[2]了吗？笔者认为，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毋庸置疑产生并献身于中国的复杂精神存在，如果脱离中国特定时代场域和他特殊的生命历程，轻易将其复杂深刻的思想归因于天然的获得、遽然的植入或突然的改变，无疑是极具危险性的。事实上，鲁迅是从中国本土，从其社会时代环境土壤中一步一步生发出来一个虽极具异质性，同时也极具“根性”[3]，且完全合乎逻辑理路的特殊“现象”。研究界对鲁迅思想脉络的展开一般都始于“青年鲁迅”（又称“留日鲁迅”、鲁迅早期或前期思想，指1902—1909年鲁迅留日期间的思想及言说），穿越“沉默鲁迅”（1909—1917），然后才进入五四及之后的“现代文学鲁迅”。很长时间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对“青年鲁迅”的关注和分析都聚焦于1907—1908年所写的五篇论文（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而对1903—1906年创作、改作或翻译的《斯巴达之魂》等作品一笔带过甚至直接忽略；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专门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之前思想的文章，也大都主要围绕《中国地质略论》来强调鲁迅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侧重于突出其“结合大群起而兴业”、把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实业的发展当成是拯救国家民族的基本途径的主张，而几乎没有涉及鲁迅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观念、精神文明等人文方面的思考。如此一来，终生投入于文艺事业和精神抗争的鲁迅在此就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或空白——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所体现的思想痕迹不够重视，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译作与创作之争、该文的创作背景、写作缘起等较为粗糙的外部研究上，以至于淡化了其思想发展阶段中“弘文学院”这一并非空白的重要环节，模糊了青年鲁迅由怀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正统思想到因大量涉猎各种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而逐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过程。事实上，即使敏感、早熟如鲁迅，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备了1907—1908年那样较为成熟、复杂、深刻，以至于直到五四时期仍无重大或根本变化的思想。要想考察他如何从地道的“中国鲁迅”成为“世界鲁迅”的过程，探究其文学及思想的起点，《斯巴达之魂》中所遗留下来的珍贵证据实在不应当被忽略。 2 南京求学之前的周豫才是由当时广泛施行的普通私塾教育模式所培养出的一个深受正统思想文化浸染的少年，除了对课方面格外敏捷的才思，对绘画和奇闻异事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以及突然遭遇的家庭变故以外，并不算太不寻常。从大处着眼，他就是很典型、很传统的一个中国文人的雏形，这种特质一直贯穿了南京求学时期，并留下了一系列的显著表征。那时的周树人有三个刻着别号的图章，分别是“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又曾与周作人合称“汉真将军后裔”，其思想志趣表现无遗：国家社稷危难之际，热血男儿往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要闻鸡起舞，精忠报国。而弃文从武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两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典型情结，其中虽有很大部分是为“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功名利欲心所驱使，但舍生忘死报效国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爱国志士也比比皆是，纯真热诚的少年鲁迅当属后者。他这段时期以“戛剑生”的名义所留下的诗文也进一步凸显了其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气质：《戛剑生杂记》中的“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依然未脱千百年来乡愁文学的思路和格调，且“柔肠欲断，涕不可仰”等语句也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俗套和夸张，与鲁迅一生强悍静冷、愤世嫉俗的精神基调和峻奇的文风有较大的出入；时时牵挂“老亲弱弟”，慨叹“有弟偏叫各别离”（《别诸弟》）、“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和仲弟送别原韵并跋》）的深情，则体现出传统“孝悌”文化中最温暖美好的伦理建构成果；而《祭书神文》一面批判“钱神醉兮钱奴忙”，一面“绝交阿堵”，“把酒大呼”邀请书神光临的举动，正如鲁迅晚年时期的自嘲：“……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4]，则正是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清高传统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