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的历史影响[精选].docVIP

八股文的历史影响 一、八股取士制度对士人学风的影响 １、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 还是圣人说得好，“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八股文当然称不上“君子”，但在五四以后“居于下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天下之恶”焉得不归之？于是，国家的灭亡，士子的不学，民族的惰性一古脑儿的压在八股身上，八股真的承受不起了。说到底八股文不过是一种考试文体，要它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确实有点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考察，并不能把历史的罪愆都堆在八股文的身上，起码自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都要负一定的责任。 科举制度的施行，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文化。与科举相关的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以及数量不可胜计的时文选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读书作文的水准；这些选本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士人的文法，我们今天读宋代以来的文章觉得不像汉唐那样困难了，这也是科举取士的结果之一。明代各级学校的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各地设府、州、县学，加之乡间的社学、私塾，起码在形式上实现了宋代王安石等人的设想。但实际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标准的统一，限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势必逐渐走向平庸；另一方面，宋代偃武修文，重视科举制度，延及明代，士大夫普遍以读书著述为高，要么钻故纸堆，要么风花雪月，大都缺乏行动的能力。 自宋代以来科举考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锁院、糊名、誊录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也有不少弊端，其荦荦大端，即是士子专事揣摩，不尚实学，一切以科场中与不中为最高目标，至于文行出处都不措意，败坏人心、风俗莫过于此。较之唐代的兼采誉望，尚能顾及考生的文行出处，不能说不是一项缺憾。钱穆先生：“科举制度之日趋严密，其事始于宋代。公卷风气已不复见，又有糊名法，杜绝请托，严防舞弊。于是尚法的意义，胜于求贤，此亦风气所趋，不得不然。然考试制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贤。”可以说，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在求贤的意义上反不如以前。 为了考试得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说东道西，颠倒黑白。苏东坡答李端叔书云：“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得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敢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东坡虽是如此说，观其文集，这样的策论却也不少，可以说是知而故犯，此对后世影响极大。空洞无物，放言侈谈，并非胸中有此一段奇思妙想要说，而是为说而说，这样怎能培养出好人才？ 科举制度本在选材，可在宋代以后注重形式上的公正平等，而丧失了科举的本意。士子们专事揣摩，不问实学，势必逐渐走向空疏迂阔，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２、科举制度造成士人的空疏不学 八股文最为人诟病的是造成读书人的普遍空疏，除了高头讲章，历朝程墨，别无所事，上至国计民生，下至待人接物，都成隔膜。按照上面责任的划分，其实这个指责应该归在科举制度身上。 明永乐定《四书五经大全》以为取士之制，其对人心学术影响亦不容低估，《四库全书总目》云：“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张岱《夜航船序》里的一则嘲笑读书人浅陋的故事可以为这一论断下一注脚：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明代士子空疏不学，偏要高谈阔论，以至遭到僧人的轻视，也是咎由自取。若有真才实学，何待小僧伸脚呢？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只考四书，五经选一，诗赋全废，造成士子只背程墨，不问实学。在经义和诗赋之间，诗赋更能测出一个人的学问，因为诗赋题目来自经史子集，而作诗赋本身就需要更好的文学修养，远较经义的腐套为优。其实，这等荒唐事在宋代以如此了。《曲洧旧谈》卷三云：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 我们每每感叹明代秀才的空疏，想不到号称文化高涨的宋代也有如此不堪之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