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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境内自然地势可分为淮北、江淮、皖南三个区域。其中准北处在黄淮平原的南端，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江淮西部大别山脉雄峙，向东丘陵起伏，区内河湖密布。皖南北部为长江沿岸的平原、丘陵；南部则为黄山山地，山高林深，属新安江流域。秦岭、淮河构成的地理分界线横贯东西，使得三个区域的气候、环境、传统农业种植模式等存在较大差别。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境内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创造和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同时，安徽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使得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既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又具有一定的兼蓄性。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安徽地区古代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 安徽境内的考古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1933 年．原“中央博物院”在当涂县发掘了1座西晋砖室墓；1933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湘、李景聃等人在调查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事件时，曾对寿县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发现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12 处及古墓葬8 处。这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看作是安徽现代考古的开始。 20 世纪，安徽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后50 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先后发现4000 多处古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取得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在这50 年中，安徽考古工作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50 年代，属于起步时期。 20世纪50 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全省掀起以治理淮河为中心的基本建设高潮，古代文物在各地不断发现。这一时期，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安徽省内的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分赴各地，积极抢救和保护文物。1957 年进行了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初步发现古遗址、古墓葬上千处，为认识境内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分布特点积累了一批资料。在此阶段重点发掘了寿县和淮南的蔡侯墓、屯溪飞机场土墩墓、寿县安丰塘汉代坝堰遗址、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以及合肥的元代银器窖藏和明代瓷器窖藏。同时，发掘了临泉老邱堆、亳州钓鱼台及肥东大陈墩、大城头等一批古文化遗址，还对阜南润河、嘉山泊岗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进行了清理。其中，在寿县蔡侯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这是继1923 年新郑铜器群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成为研究春秋晚期铜器的重要标尺；屯溪土墩墓的发掘，首次揭示出江南地区吴越民族的葬俗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发掘，堪称20 世纪50 年代全国的重要考古发现。 第二阶段：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末期，属缓慢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和农田改造为主进行发掘，对象多为古墓葬，而古遗址的发掘相对较少，且基本属于探掘性质。20 世纪60 年代初，在萧县花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商代文化的三叠层．并首次在淮北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而舒城凤凰嘴等一批春秋铜器墓的发掘，揭示了江淮地区群舒铜器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曾一度陷入停顿，至1972 年以后才逐步复苏。在20 世纪70 年代．主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地、天长北岗西汉墓群、蚌埠明汤和墓等，为安徽地区历代墓葬的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肥西大墩子、含山孙家岗等遗址的发掘，以及肥西馆驿等地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丰富了江淮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此外，通过对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寨窑、繁昌柯家冲窑等瓷窑址的考古调查，初步认识了地方名窑的烧制年代和产品特点。 第三阶段：1978 年至今，属于迅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安徽省的考古专业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同时一些中央科研单位和高校也相继进入安徽开展考古研究和实习，从而大大推动了本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1984 －1986 年，在全省范围应进行了文物大普查．共发现各类文物点17000 多处，为深人开展学术研究莫定了基础。随着地层学、类型学以及区系类型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日臻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逐步应用，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和领域。1979 年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标志着我省以课题研究为重点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开始。20 世纪80年代前期在江淮地区围绕古人类探索及薛家岗文化、夏商文化、楚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并重点发掘了和县龙潭洞、望江汪洋庙、宿松黄鳝嘴、含山大城墩、寿县寿春城、长丰杨公楚墓等遗址和墓葬，取得了和县猿人、巢县智人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20 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文物局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