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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 的现状与未来 蓝松涛 2012301120022 IPM的发展历史 IPM的发展历史 20世纪40年代早期随着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出现,这时植保专家们开始集中精力检测化学药剂,这对研究害虫生物学和非化学防治方法不利。 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综合治理延伸到科学文化教育和害虫防治实践中,尽管那时“害虫治理”作为一个相近概念正受欢迎。 无疑,新型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失败——抗药性、主要害虫再爆发、次要害虫爆发及环境污染成为“综合防治”概念的最初形成和不断盛行的基本因素。尤其是美国作家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给人的深刻印象加速了人们对“综合防治”概念的接受。 IPM概念的传播 当前,许多国家IPM项目通过合作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在巴西主办了各种项目,包括大豆生产和保护的技术协助，自一开始,IPM就有很大的优越性,在巴西和其它拉美国家,大豆IPM项目的成功作为其它农业产品类似项目的典范。 IPM的模式 IPM模式指明,害虫及其治理存在于三个多维空间的交界面上,即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和农业，且复杂性水平不断上升,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基于这个论述,IPM可认为是多种综合水平的相互作用系统。IPM项目的成功通常以全面减少控制主要害虫的杀虫剂用量来衡量。 事实上，杀虫剂用量减少是IPM的一个理想结果,但这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方法。也有特殊情况,即使在IPM指导下,为了保持农业产量,也必须多用而不是少用杀虫剂。关键是在IPM准则下使用杀虫剂,也就是说,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控制,再选择使用杀虫剂。 IPM的特点 容忍哲学 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单位 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 强调防治措施间的相互协调和综合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全盘考虑 提倡多学科的协作 容忍哲学 IPM的基本哲学思想是容忍哲学。 在IPM中，“害虫”的概念是相对的，即只有发生在种群密度超过经济阈值时，才能称其为害虫。因此，一种昆虫能否成为害虫，决定于它的种群密度与造成经济损失的程度。 IPM，不要求彻底消灭害虫，它提倡与害虫协调共存，强调的是对害虫种群数量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允许少量害虫存在于农田生态系统中，即允许害虫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以下继续存在。 以生态系统为单位 害虫防治主要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生态系统为管理单位，既要考虑各个组分的改变，如何影响害虫数量的变化，也要考虑害虫数量的变化（即防治后果）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既然害虫综合治理以生态系统为单位，那么管理的范围大小应根据害虫的迁移能力来决定。 总之，IPM第一次提出了防治害虫不只是对害虫，而是从调节生态系统中的个组分的相对量出发来控制害虫的为害。 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 主要包括：（1）天敌； （2）植物的抗性； （3）有限的资源（害虫的食料，生存空间等）； （4）周期性的灾害气候及其它为害因子（热、冷、干、风、雨等）； （5）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动物与植物间，害虫的不同种间，害虫与天敌）； (6)自然死亡。 总之，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是现代害虫综合防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高度重视生态系统中与害虫种群数量变化有关的自然因素的作用；因此，IPM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控制“环境”，增强自然因素的作用。 强调防治措施间的相互综合和协调 1、综合 害虫防治实践告诉人们，单一的防治措施常常不能解决复杂的害虫防治问题。因此，现代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强调不依赖任何一种防治方法，而要求多种方法的协调配合，即主张多战术的策略。但是这种综合不是几种措施的简单相加，即混合防治；而是有机地协调应用各种措施的优点，以达到综合控制害虫的目的。对某一具体害虫来说，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措施，并根据各措施特点协调配合使用，不能千篇一律。 强调防治措施间的相互综合和协调 2、协调 （1）人为防治措施与自然控制因素的协调 现代害虫综合治理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因此，一切人为防治措施，都应该与自然控制协调，促进自然控制，而不是削弱自然控制。 （2） 各种人为防治措施之间的协调 一般来说，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一般不可与自然防治发生矛盾。物理防治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方法常与自然防治发生矛盾，如黒光灯诱杀害虫，同时也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