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的史官制度[精选].docVIP

略论汉代的史官制度的建置与沿革 摘要：汉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特点。 （一）先秦史官述略 根据传说,我国史官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很早以前《尚书》《礼记》《周礼》等先秦古籍中关于史官记言书事的内容相当丰富，俯拾皆是。因此刘知几在《史官建制》中也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又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1]所以说先秦史官数量很多已无疑问，而且职务也各不相同。 据现有文献及出土实物资料表明，史官最初的职事相当广泛。 众多学者认为“史来源于巫”, 从原始社会祭祀时的巫祝活动到奴隶制建立以后，史作为神职人员一直隶属于巫祝系统，即所谓巫史不分、合二为一。 殷、商、西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政策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文化大权执掌在“巫”“史”“祝”“卜”等官员之手，举凡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音乐等活动，无不参与或操纵。《表记》云:“昔三代名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上帝。”[2]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担负沟通神人的“巫”,又要担负记录时王活动的“史”,故史官具有的双重身份。 周代以后“巫”与“史”的职责完全分开，我们从《周礼》中看到每一个部门都有史官,所以作为政府的文化代表和知识的象征,史官的职责愈益明确,分工愈益精细化。史官逐渐成为专门的文化人，而不再沟通神界。 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图强的目的，需要“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所以，各诸侯国加重了对历史的重视。因此，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延周代官职都设有史官，专事历史的记述和研究，如当时的鲁国有太史、外史，郑有太史，齐有太史、史，卫有太史，秦国有内史、御史等。这一时期的史官职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职责也比较明确，史职也加强了，史官记言记事一方面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慑力量；另一方面“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基本精神被后世史官(家)所继承。 秦灭六国，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它要求在史学中“请史官非《秦记》皆焚之”来巩固中央集权制，消除割据时代各自为史的情况，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向史官提出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史学宗旨”。 汉代的史官沿袭于前，但也有所变化，和史学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其史官系统经过两汉的不断发展也更加完善了。 （二）汉代史官及史官制度的初创 汉代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了巩固其政权，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这也要求史学能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服务。“汉代的史官有两大类：一类先为中丞，后为兰台令史，专掌史料图籍；一类为太史令丞，专掌疏记撰述。”[3] 中丞指的是御史中丞，掌管宫内的图籍秘书和受理奏事，有专门保管文书的机构——兰台。随着发展的需要，御史典理文书之职逐渐变弱，对内外百官的监察权逐渐变强，后来转变发展成我国最早的监察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4]到东汉时期，兰台建置并未撤消，仍沿袭西汉旧制，置兰台令史多人，撰修国史；“后在东观，招集文人学士，著作其中，以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 [5] 太史令是秦和西汉设置的具有编修史著职能的史官，太史令职卑位低，是由殷周时位尊权重的‘太史’转化而来。东汉时，太史令编修史著的职责逐渐由兰台令史和著作东观取代，它开始从其他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掌天文星历的专门机构，除制历、典漏刻之职没有完善外，基本上已经同后代的司天监、钦天监等没什么差别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太史令和兰台令史、著作东观外，还有其他的书记史官，如柱下五史、尚书台等，起居注记,在西汉也形成了制度。 1.太史令 秦朝设太史令一职编修史书，汉承秦制，在汉初就已置史官“太史令”。《汉书》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起发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6]史官太史令设置后，其职务除掌管天事之外，同时还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此时，因太史职责明确，分工细密，人数增多，逐渐形成一个机构，其长官为太史令，太史机构走向规范，太史令固定为六百石的官秩，按汉代的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似于下大夫。可见，其地位级别并不高。太史令负责收集、保管各种图书典籍。司马迁任太史令时自称为太史公，说：“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7] 自古以来，太史之职都有著述的基本工作，同时监掌历象、日月、阴阳等。西汉太史令除著述的基本工作外，还主掌天文星历，司马迁就曾提出自己的职责是“掌天官，不治民”，地位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8]而“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