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不自由的历史根源.docVIP

华炳啸:论国民不自由的历史文化根源 --------------------------------------------------------------------------- 发布时间： 2009-8-18 来源： 公民社会网 论国民不自由的历史文化根源 ——传统政治文化及国民性批判 华炳啸 国民自由则国有尊严。 ——作者题记 近年来，时有人谈起国学复兴，也有人在谈文艺复兴，虽一字之差，却已是南辕北辙。国学家们很是兴奋，就连新左派领军人物甘阳，竟然也提出了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方案，而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刘军宁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口号，宣称“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须知，以往自由主义者总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只谈启蒙运动，甚至恨不得文化上全盘西化，但这一次，刘军宁指出：“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1]不过随后，孟广林就在《刘军宁先生对西方文艺复兴的误读》一文中，已经正确地指出：史实证明，文艺复兴更多地是借多层次、多角度的“新学”研究才得以酝酿、深化与繁荣的。“文艺”只是人文主义“新学”之“复活”或“再生”的产物。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思想文化的演进更新来说，学术是思想之根本，是理性之源泉，是重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锻造人们思想之“普世价值”的主要基石。离开了学术上的变革，诉诸于感观、直觉和性情的文艺最终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虽然如此，在主体性觉醒的文艺复兴的基础上再去开展理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抉择。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历史传统是重要的。完全脱离或抛弃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去搞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这条路不仅走不通，也很有害。但是，带着怎样的“普世价值”去如何进行“文化寻根”，这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文艺”解决不了的，只能首先靠学术研究。这个问题我在《人、自由与理性的重构——兼谈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已经做了解答，在此就不展开了。 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在我们想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都不要忘记首先要以冷峻批判的眼光来加以鉴别，以便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在当下中国，文化精华束之高阁，文化糟粕被市场化兜售的情景已不少见。所以，谈复兴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来明确何为传统文化之糟粕。而鉴于文化这一概念实在太大，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民性之批判，藉以追溯国民不自由的历史文化根源。在我们看来，关于这个并不新鲜的老问题的讨论，应当成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起点。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和宪政社会主义者有着难得的共识：国民要获得自由。具体而言又有区别，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自由本位，“个体为尊”，而宪政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在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要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个人自由是公民社会的根基，而公民社会则是个人自由的依据。这一观点显然深受社群主义与新共和主义的影响。对于这一理论分歧，笔者在《自由何以成为必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黑格尔直逼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绝对基础，发出哲学追问：如果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是什么？我是如何被确认的？在笛卡尔、卢梭那里，我就是“‘单点的’自我”，个别经验构成了个人，自我也是通过经验而实现自我认定的。休谟则在彻底经验主义立场上否定了这种自我意识的可能性，认为在知觉中找不到自我。于是，以休谟哲学为出发点的康德，只得转而演绎出先验自我概念，但由于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并不能认识“我”的本质存在，所以，在康德那里，“我”是二元的存在，而经验的自我意识是有限的，所以，黑格尔说：“康德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理性”。费希特把自我的确认作为普遍的知识学的基础，并提出了“自我=自我”的第一原则和“自我设定非我”的第二原则，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他“没有达到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非我之完备的、真实的统一”，他的“自我”只是对“非我”冷眼旁观，而“非我”作为“他性”的存在，则构成为“意识的自我”到达“实践的自我”的阻力。在费希特看来，自我必须通过生命斗争也即与“非我”的竞争来证明自我，从而为自由竞争的正当性提供了根据，有一定重要意义。但是，“自我”与“非我”毕竟只是隔阂的、对立的、冲突的，而不是“血肉相连”的、统一的和“利益攸关”的。可见，从笛卡尔到费希特的近代哲学家都没有能认识到，他们作为认识论绝对前提的“自我”原来是一个社会性存在。黑格尔由此引入了“他人”（theother）概念，全面展开了自我意识的发生学问题。黑格尔认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