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许可在我国的适用..doc

1.1 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早在1984就已经建立，但是一直未曾真正启动。即便是2003年中国非典肆虐的时期，在公共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情况下，都没有适用过该制度，这无疑是与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强制许可制度设立的初衷相违背的。在当下中国，科技高速发展，专利产品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比较典型的如艾滋病人的增多，而抗艾药的价格却非一般国人能够消费得起。在普通民众无法轻易获取与其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知识产品的时候，特别是面临发达国家的“专利垄断”、“专利围攻”，强制许可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有适用强制许可的迫切需要，却无法启动已经存在的强制许可制度，我国正面临的法律困境是激起我写作该篇论文的主要动机。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寻找到造成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并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使专利强制许可摆脱目前的困境。本文也希望能够为将来该制度的修订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1.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写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本人搜集到的博士论文共有3篇，分别是《国际贸易相关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刘强，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TRIPs框架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之修法趋势研究》（叶志华，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TRIPS协议第31条研究》（林秀芹，厦门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非常之多，如《新专利法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张冬，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WTO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孙玉中，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比较研究》（?赵希洋，?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新专利法背景下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韩贵琳，沈阳药科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我国专利强制许可问题之研究?》（?王奕，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等。这些论文或只针对于强制许可制度泛泛而谈，或者写的是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强制许可问题，与本文的研究重点不同。 国外的文献本人搜集到两篇论文是Korea,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Non-commercial?use?of?Compulsory Licenses，Daya Shanker, University of Wolloongong; Disease-Based Limitations On Compulsory Licenses Under Articles 31 And 31bis, Kevin Outterson,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Working Paper No. 09-26 (May 20, 2009),前者写的是韩国方面的强制许可问题，后者写的是TRIPS协议第31条，未涉及我国强制许可的问题，对当下中国借鉴意义不大。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1.3.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本人搜集了大量的关于这一选题的书籍、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和外文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研读、节选和引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归纳和分析，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1.3.2 创新点及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指出我国专利专利强制许可的适用现状及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预测其适用前景，并建议从多个方面去解决目前的困境，也许可为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修改提供一些独到的角度和一些有用的思考。本文的不足有两个方面：其一，侧重于文本研究，实证研究少，这可能会使研究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其二，对于外文资料的研究仅局限于英文，对于非英语国家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没有关注。 1.4 论文结构 本文正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二章叙述我国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立法沿革，描绘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发展的脉络； 第三章分析了我国专利强制许可适用的现状及其原因； 第四章介绍了其它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关于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与实践，希望他们的成功经验能够对我国有所借鉴； 第五章预测我国专利强制许可适用度的前景，并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 最后部分是结论。 第2章 我国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沿革 专利法在新中国的诞生只不过短短的二十几年，在我国专利制度建设历程中，强制许可制度与专利保护制度可谓相生相伴、不离不弃。从1984年制定第一部《专利法》，到1992年、2000年的两次修订，再到两个《办法》，直至2008年《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强制许可制度一直在与时俱进和不断调整中。 2.1 1984年《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 我国1984年第一部《专利法》就将强制许可单列一章，包含有一章8个条文。但只规定了针对 “不实施专利”与“依存专利”的交叉强制许可理由。前者主要是强调专利权人的当地实施义务，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而不实施专利，以阻碍科技的进步；后者是指后一项发明或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