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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 　　9月15-16日，当代著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访问中国，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就其新书《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作主题演讲，并与汪晖、杨念群、赵汀阳、吴飞等大陆学者展开对话。这部作品于今年5月在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将在2016年推出中文译本。 　　早在1973年，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就被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所吸引和疑惑，认为“它似乎展现了一种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接着赴美深造，遇到恩师――温和派的汉学家孔飞力，四十余年来，杜赞奇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就，都伴随着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早期密切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史，思考近代中国如何实现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首部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运用真实史料，探讨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政权组织、文化形态和社会建构等问题，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两个重要概念；他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局限。 　　人类历史的变迁，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视野扩大到了社会史，尤其是“民间社会史”。也正因如此，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刚出版不久，就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美国汉学界最高荣誉“列文森奖”。 　　2002年，在第二部专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他又提出了历史思考和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复线历史”，对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这种单一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质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国民间口述历史的发展。2011年，他再次访华，参与“西天中土”计划，并带来了中文译著《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在今年的新著中，杜赞奇将个人兴趣放在了全球现代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循环历史”这一核心概念，这是对“复线历史”的一次发展。杜赞奇认为，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和以叙述为中心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历史。简言之，不仅是由历史事件构成历史，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也同样构成了历史。 　　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跨越过去民族国家的限制，用“亚洲传统”来反思如何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杜赞奇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一亘古有之的命题，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国家，往往把自然视为与人类生活对立的事物，因此在全球引发了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发展危机。而亚洲传统和古老智慧中，人与自然往往被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有可能从这些传统资源中获得解决问题的钥匙。 　　针对环境问题，在一些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基础上，有可能建立“全球性主权”。简言之，他认为，把环境问题纳入全球性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是必要的，全球性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指政治和经济事务。 　　不过，与会的中国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解决环境问题与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间的必然关系。也不愿意彻底脱离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现实，在两次会议讨论上，赵汀阳、吴飞和汪晖等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和全球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与不平等、金融垄断与技术统御等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放在一起的。 　　杜赞奇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并非孤立而不切实际，却并未对此给出具体的解答。不同于前几本书的写作中，他以翔实的历史史料分析了很多具体的中国问题，本书中他似乎更愿意先在理论架构上做一个探索，涉及历史理论、文明传统和宗教哲学等领域。此书为亚洲和中国理解自身古老文明传统的巨大潜力，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杜赞奇在公开讲座中未能直接解答的相关猜测和疑问，书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可持续的未来 　　记者：你的新作《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将研究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危机上，这是否表示你认为，亚洲尤其是东亚最大的危机是可持续性发展危机？事实上，国际金融和信用危机、地区军备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也同样影响着世界的未来。 　　杜赞奇：之所以重点放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是基于一个客观现实――生态危机对于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影响，比目前人类任何其他危机的危害都要大。你所提到的这些危机，有的是暂时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而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局性危机，它会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所在的全部或大部分国家，并有可能加剧其他危机。 　　此外，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它有可能诞生出一些最基本的普适原则，调动人们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的积极性，比如，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问题。 　　记者：你所说的“亚洲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是基于地缘意义上的，还是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你提出，以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来拯救生态危机，而事实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同样也是欧美和非洲等一切古老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