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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是反腐辅助手段 　　在所有开通实名认证微博的纪委官员中，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或许是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的新浪微博@御史在途 曾公开揭露官员腐败、企业污染、为农民工公开叫板长沙县委书记、批评高层领导春节期间下基层扰民、炮轰医院见死不救等等。最近，他又先后因举报金银花改名背后的腐败行为以及因金银花问题而准备辞职等事件备受关注。 　　但或许少有人知道，他本职工作是开展腐败风险防控、社会领域防治腐败。作为纪委官员，他经常参加各种警示教育活动，也曾多次到监狱与落马官员长谈，研究他们的心路历程，进而查找中国反腐败制度的漏洞。此外，他还参与了多个国家预防腐败课题的研究。 　　《凤凰周刊》记者就警示教育问题对陆群进行了专访。他认为，警示教育是预防腐败宣传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但其定位只是反腐败的一种辅助手段。反腐败最根本的手段还是依靠法治。 　　警示教育效果难检验 　　记者：参加警示教育活动是领导干部的传统，但与此同时，中国官员腐败的规模与程度却在不断增长。而像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等落马官员甚至多次组织过警示教育活动。山东省委原常委王敏甚至上午在参加警示教育活动，晚上就被纪委宣布调查。在这样背景下，这是否说明我国的警示教育效用有限？ 　　陆群：不能否定警示教育活动的作用。首先，警示教育是预防腐败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预防腐败教育，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中国是《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政府应当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其对履职腐败风险的认识。所以，开展警示教育无可厚非，也是预防腐败的正确方向。 　　其次，许多人之所以会形成警示教育效果不佳甚至无效的印象，是因为检验警示教育效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能轻易看到警示教育失败的典型，却很难看到警示教育成功的例子。因为警示教育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即便有人有了腐败冲动，接受警示教育后受到了触动，悬崖勒马，如果他自己不说，我们是无法知悉的。 　　第三，应辩证地看待白恩培、王敏参加完警示教育活动后落马的现象。中国官员腐败程度的确较为严重，不少官员也确实多次参加过警示教育活动。但这也同样不能说明，警示教育是无效的。假如王敏是上午参加了警示教育活动，中午去搞腐败，然后晚上被纪委调查，那当然能说明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的腐败行为发生在参加警示教育活动之前，已经病入膏肓的人，任何良药都难以奏效了。而且按照官场规矩，白恩培等单位一把手讲廉政党课，组织警示教育活动，甚至公开发表关于反腐倡廉的署名文章，都是他的岗位要求、政治任务，或者说是一种政治表态，对于他们的“双面”人格，不要太当真。 　　另外，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警示教育与其他教育活动一样，效果是因教育方法、形式而异，因受教育人的具体情况而异，因受教育的时间节点而异的。所以，警示教育也要注意因材施教，不断改进方法，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记者：你认为警示教育活动，对哪些官员有效，对哪些官员无效？ 　　陆群：一般来说，警示教育活动对那些才走上工作岗位，还没有发生腐败行为，或有过轻微腐败行为的官员比较有效果。对那些已经发生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效果比较差。就像前面有一条河，敲警钟或当头棒喝，可能及时警醒和唤回在河边还没有掉下去的人；对那些已经湿鞋甚至已经水漫脖子的人，我们只能在岸上徒呼“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了。 　　所以我认为，警示教育活动应把目标重点定位为那些没有堕入腐败深渊的国家公职人员，着眼于“治未病”。寄希望于警示教育能够把所有腐败分子都挽救回来是不现实的。 “检验警示教育效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警示教育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即便有人有了腐败冲动，接受警示教育后受到了触动，悬崖勒马，如果他自己不说，我们是无法知悉的。” 　　什么是挽救不回来的官员？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6年5月，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省委调查。后来他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处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次年7月19日，我和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共同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曾锦春猛烈抨击他的前领导李大伦，说郴州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是必然的。曾锦春说：“我曾多次在李大伦办公室对他说，大伦同志，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你要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要搞好廉洁自律。”“这些话李大伦根本听不进去，现在终于出事了，他对郴州发生的系列腐败案件是应该负重要责任的！” 　　然而，就在曾锦春慷慨激昂讲话的当天晚上，他就在开会的宾馆里向一个老板索要了20万元现金。几天后，曾锦春在郴州被省纪委专案组带走接受调查。后来他成为反腐败斗争开展以来中国第一位被处以死刑的纪委书记。 　　所以，像曾锦春这样的官员，任何警示教育都不会起作用了。 　　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