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义田试论秦汉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docVIP

試論秦漢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2009. 11.25 邢 義 田 「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 藤枝晃指出以草書所寫的應是草稿。 永田英正受其啟發，在分析破城子、地灣和博羅松治出土的送達文書格式後，曾總結性地說既有簿籍送達文書的正式文書，「也就會有其抄本，又有不得不視為正式文書的副本或草稿的東西。」 這等於宣告上述遺址，在他看來存在著行政作業上屬於不同性質的簿籍和文書。永田覺得判別公文書的性質，有時很難把握，但限於當時的材料，他基本上接受了藤枝晃的看法，將某些簡牘文書視為底本或草稿。 大庭脩則相當全面地考察過漢簡文書裡官吏的署名和副署，並敏銳地發現正式文書應由發出文書的首長親自簽署。 這一發現大大推進了我們對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特徵的認識。 大庭有此發現，主要是他注意到若干簡牘文書在抄寫時，於日期和應由首長簽署之處留空，也有日期和簽名出現不同筆跡的情形。他認為凡正式發出的文書是由負責的長官親自簽署，由屬吏副署，又正式文書必待填上日期才正式生效。至於文書副本的特徵，他指出： 文書本身與署名筆跡一致，意味著全文均由書記官書寫，可以認為是文書副 本。 他關注的焦點原本在簽署和副署，由此卻點出了正、副本的一項關鍵性差異。正本經首長親署，副本則不論文書本身和簽署全由書吏代勞。從正、副本的差異，他進而以甲渠候官為例，指出正、副本文書和遺址性質的關係： 甲渠候的發文若是在甲渠候官發現，則有必要考慮這些是文書副本或草稿，而非正式向對方發出的文書。因此在原甲渠候官的遺址中發現甲渠候的正式發文，恐怕是困難的。 如果我沒有誤解，大庭這麼說應是假設由甲渠候官發出的正式文書或正本，應在此地以外的遺址出土，而甲渠候官出土的多半是留下的副本或草稿，因而他認為恐怕不容易在甲渠候官遺址發現正式的發文。 魯惟一、藤枝晃、永田英正和大庭脩以上的發現，對認識漢代簡牘文書的性質貢獻很大。他們的許多說法，我基本上都贊同。以下不過是找些證據，進一步證明和補充，但也試著提出一些不太一樣的觀察。 一. 正本文書也可能由屬吏代簽 首先，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須由長官親自簽署，應是正確的論斷。這裡先補充一項或許可以作為旁證的資料。《後漢書?黨錮傳》李膺條謂延熹九年，黨錮事件發生，詔書要收考李膺等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不肯平署。」「案」是指詔書案，即詔書正本； 「案經三府」是說詔書正本要先送三公府簽署。「平署」是說詔書經太尉、司徒和司空齊頭並排簽署。 由三公並排署名， 一方面表示共同負責，一方面也表示詔書下達之慎重。由此可以推想，其它不同層級的公文書在下達前，或也要依公文所涉事情的重要性和性質，由不同層級的首長親自簽署或由首長和某些有連帶責任的官吏簽署和副署。 接著本文打算從大庭脩討論過的建武三年隧長病書簡冊說起（圖1）。這件由三簡構成的文書出土於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A8，而且是出在保存大量較完整簡冊的房址F22。如眾所周知，F22應該是甲渠候官一處存放和處理文書的地方。這件文書的內容如下：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 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丈滿不耐食 EPF22.80 飲未能視事敢言之 EPF22.81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隧長黨 病書如牒敢言之 今言府請令就醫 EPF22.82 圖1 EPF22.80-82 圖2 57.1AB紅外線照片 建武三年三月己丑（3月33月5（57.1）57.1也在破城子A857.1的正本送交上級，上級官吏應該也會批示其上，出現類似的情況。換言之，負責的官吏在收到的文件上直接批示應該是當時通常的一種行政處理方式。 第二，除了最後的批語，這三簡上的字跡相同，毫無疑問出自同一人之手，應由城北候或其屬吏（候長之下依編制有候史）所書。其次，這份病書簡冊不是城北隧長黨報告病情的原件。 所謂「謹寫移隧長黨病書如牒」，城北候根據隧長黨的告病原件，在呈文中重述病情， 等於向上級表示已經查證，願為隧長黨的病情背書負責。由於這件病書是由城北候發出，在甲渠候官出土，又有甲渠候官吏的批示，應該可以確認這是一件由城北候送到甲渠候官的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 可是要這樣認定，卻又感到有些不安。因為按照大庭的理解，正式文書應有發文首長的親筆簽署。送出這份簡冊文書的是城北守候長匡。可是應由匡親署的「匡」字完全看不出和簡上其它字有任何筆跡上的出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