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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与“和解”能否并行 　　“以法之名，得而诛之”，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但是，另一个并行的命题是，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7月8日，曾轰动一时的孙水林遭遇车祸一案有了结果：由于孙水林亲属主动原谅肇事者且要求法院从轻处罚，肇事者终得以活命。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困惑于是否“非杀不可”的学者、民众再次将死刑和解这个话题推上前台。 　　所谓死刑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目前，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在我国理论和实务上均已达成共识。而重案、命案是否可适用和解仍在激烈探讨中。这背后，既有人道主义者对生命权的力挺，也有百姓对于“花钱买命”的担忧。 　　■反方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有钱也不能让鬼推磨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right黎宏 　　死刑和解将导致法律适用不公，甚至违反刑法适用底线。如果是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对不能和解；能够和解的，绝对不是应判处死刑的案件 　　对罪大恶极的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无疑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首先，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死刑宗旨不符。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恶极表明罪犯不仅客观上造成极为严重的侵害后果，而且主观上不思悔改，无可救药。对于这种人，如果仅因其本人或者家属给被害人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就可以免予死刑，将造成死刑适用上的实质不公平。 　　其次，加剧人们对法律是公正化身的怀疑。法律是公平正义的现实体现，一旦被制定出来，就必须平等地遵循和执行。同样是犯死罪的人，有钱人可以免死，没钱人只能被执行，显然给一些人提供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鲜活的口实；更为重要的是，容许“花钱买命”现象存在，无疑会给我国起步不久、尚不成熟的法治建设事业雪上加霜。今后谁还会相信，在我国法治社会之下，“有钱不能使鬼推磨”呢？ 　　最后，违背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理。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是对国家、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秩序、基本理念的侵害。因此，犯罪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孤独的个人反抗全社会的表现。而死刑案件是其中最为严重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严重威胁社会存在的基础的行为都可以宽恕，都可以采用刑事和解的方式交钱了事，则刑法适用的最基本底线不保。人们会怀疑，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法律底线到底何在？连命都可以用钱来买，还有什么不能用钱来买的呢？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死刑案件是允许和解的。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如果是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对不能和解，而能够和解的，绝对不是能够判处死刑的案件。这两个概念必须区分清楚。适用死刑的案件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相反，如果仅仅是罪大但恶不极，尽管犯下了重罪，但行为人主观上尚有忏悔、改过之意，而且愿意以实际行动（如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求得被害人的谅解）来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则无论如何不能判处死刑，至少不能判处立即执行。但这种场合下，之所以减免处罚，并非是和解的缘故，而是行为人本身就不是罪大恶极，达不到判处死刑的要求。 　　在现代法治国家，推行刑事和解，实属权宜之计。本来，国民向国家纳税，原因之一就是国家要对自己的人身等各方面的安全提供保护；国民遭遇犯罪侵害而受损时，表明国家有过失，应当向纳税的国民提供补偿，这是各发达国家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的本质理由。但由于我国现在还没有类似法律，难免出现尽管惩处了加害人，但被害人由于遭受侵害生活无着难以维生的悲惨局面。因此，就出现了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就可以减免处罚，将本应国家承担的责任转由加害人承担。但这种情形应当限定于一些比较轻微的犯罪，对重罪特别是死刑犯不能适用。否则，就会对现代法治社会的根基造成毁灭性打击。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right（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正方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罪犯真诚忏悔与补偿心理应尊重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 　　刑事和解应该予以提倡，但由于死刑案件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在适用和解时应对程序、法官的综合素质等提出更高要求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right刘仁文 　　作为一种精神，刑事和解应当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得到提倡，在重罪案件乃至死罪案件中不能排除刑事和解的适用。 　　首先，和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