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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原理学家文学成就初探 　　[摘 要]明清时期的中原理学形成了调和理学与心学兼容并包的特点。反映在文学理论上，曹端主张“躬行实践”，王廷相主张“文以阐道”和“文出自然”，崔铣主张“诗发乎情”，孙奇逢主张求真写实、直抒胸臆等。中原理学家的文学创作多以明道、忧国为主题取向，如曹端诗作强调父子、君臣之礼与忠孝节义，孙奇逢以诗阐道；内容上则注重性情、富有机趣，如曹端、何塘对伦理亲情的重视，王廷相对劳动人民感情的重视，孙奇逢、汤斌对清新自然的描写等。正是由于中原理学家博采众长，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又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勇于革除旧弊、树立新风，才最终形成了中原理学家兼容并包、为学求实、与时俱进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中原理学家；文学成就；中原人文精神；兼容并包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2.008 　　明清时期，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北移，中原地区失去其有史以来就确立的国家核心地位，中原文化也发生蜕变，使其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审美取向等方面表现出地域文化特征。对这一文学现象及其深层文化成因的探讨，将有助于丰富中原文化与河南文学研究。目前，学界对中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为哲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很少涉及其文学成就。本文试图对河南理学家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等作一概略分析，探寻明清时期河南文学生成的原因，以期为中原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文学视角。 　　一、中原理学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明清时期，中原理学适应时代发展，形成了调和理学与心学兼容并包的特点。这种状况影响了明末清初中原文人的处世原则及思维方式，也对其文学主张及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文学理论体现出融合开放、经世致用的特点。 　　曹端（1376―1434），字正夫，号月川，今河南渑池人，是几乎与明王朝同时诞生的理学家兼文学家，为学重“躬行实践”，把人伦日用之间“可见之施行者”编订成书，名为《夜行烛》，把孔孟之学视为夜行路上指引人前进的火烛。他在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也注重心性的涵养与实践，注重知行合一。曹端的著作多以阐释儒家经典为主，像《夜行烛》《语录》等文学类作品不多，其仅存的7篇序文、16篇诗歌，质朴平白，不假藻饰，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风格与独特的书写方式。 　　明朝前中期，台阁体文风充斥文坛。荡涤台阁体文风的是以中原作家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为首的“前七子”（其余4位是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永宽认为：“‘七子’的两位领袖人物（李梦阳、何景明）都不约而同地舍盛唐而青睐风雅之音、汉魏之诗，正说明他们复古的目的，不在于模拟盛唐之诗，而在于以先秦、汉魏诗歌的高古之格摧毁雍容而无生气的台阁之体，以真情勃发的风雅之调一扫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诗坛之音，以古人之精神接今人之心目。”[1]此论评价公允，很有见地。 　　“七子”之一的王廷相是一位知名的理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初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兵科给事中，因不阿附宦官刘瑾、廖镗都等人，先后被贬，曾入狱，历任松江府同知、湖广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职。王廷相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在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王氏心学刚刚兴起之际，他批判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倡导“有用之学”和“治己之学”。王廷相主张为学为文态度应该认真求实、注重实践。他在《与彭宪长论学书》中指出：“若曰出于先儒之言，皆可以笃信而守之，此又委琐浅陋，无以发挥圣人之蕴者尔，夫何足与议于道哉！齐客有善为鸡鸣者，函关之鸡闻之皆鸣，不知其非真也。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矣。”[2]（P510）他认为，做学问、写文章都要有认真求实、独立思考的精神，否则只能如“函关之鸡”，人云亦云。 　　文学创作上，王廷相提出“文以阐道”与“文出自然”。王廷相要求首先把“道”即内容放在第一位，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所说的“道”是指孔子的“帝王仁义礼乐之道”。他认为道寓于六经，而魏晋以后的文章几乎全是“文”而没有“道”，只有大力提倡载道诗文，才能廓清文坛积弊。在重视文章内容的同时，王廷相也认识到作品之艺术形式的作用，主张“无意于为文”，文学创作要自然而然。 　　浚川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诗文杂说几三百余首，萃为帙而橐之。门人问曰：“群品效材，万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将以言示于世耶？饬旨?辞，归综于道，何若是严？子将以贤示于世耶？”浚川子不答。 　　门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见，曰：“感于天机，万物皆入吾之会，虽言之而非溢言耶？存乎道符，言也举不畔其则，恐淆乱于外，而卓守其贞耶？夫子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