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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摘 要】近年，“虐童”事件频频发生，引起全社会范围的广泛关注。为保护儿童人身安全，加强对“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就目前来讲，我国刑法对儿童的保护在刑事立法保护方面存在较大的欠缺。儿童由于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而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内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我国现有刑法罪名体系基础上解决主体适用范围问题是解决“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困境的关键。 　　【关键词】“虐童”；刑法规制；刑法罪名 　　一、“虐童”行为之界定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电视等媒体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虐童”事件被披露出来。“虐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对于“虐童”行为的理解会因地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美国早在1974 年就制定了虐待儿童的专门立法《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置法》，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了界定，虐待儿童是指负有监护责任的人对 18 岁以下儿童实施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性虐待或性剥削、照顾不良或粗暴对待并构成了对儿童健康的损害或威胁。英国1989 年的《儿童法案》认为凡是“影响儿童生理、智力的、情绪的，社会的或行为的发展”的都是儿童虐待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对“虐童”行为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指出：“虐待或粗暴对待儿童是指在相关责任、义务和能力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躯体或精神的折磨、性虐待、漠视、放任、商业的或其他的剥削”。该定义除列举虐待形式外，还扩大了该规定适用的责任主体范围。 　　在我国，儿童合法权益受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这样的专门性法律的保护，也有《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等非专门性法律的保护。这些法律对于虐待儿童的定性并不清晰。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多数人并不能分辨虐待儿童的界限，日常生活中一些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对“虐童”行为进行明确界定亟待解决。对虐待儿童行为进行界定应主要借鉴世卫组织的定义，明确虐待儿童的主体除传统意义上的有监护关系的主体外，还应包括虽然没有监护关系但存在监护责任的主体，如教师、看护等；虐待儿童的形式应包括肉体、精神折磨以及其他形式的粗暴对待，以导致儿童健康、生存、发展以及尊严受到实际或潜在伤害为限。 　　二、“虐童”行为的刑罚可罚性分析 　　儿童由于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而成为弱势群体。儿童期的受虐经历，对儿童日后的情感、行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曝光的 “虐童”事件中，行为者对儿童实施的各种虐待行为明显侵犯了儿童的人身和精神利益。尽管一些伤害并没有达到现行刑法中的一些罪名的入罪标准，但仍然可能给儿童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严重影响。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道德个体，每个个体都能够在各自的人生实践中理性地指导自己。如果某一行为被多数居民都认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那么这种行为也就是非正义的，应当承担刑法上的非难。这些事件中对儿童权益的侵犯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德与良知的严重挑衅，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平的严重侵害，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虐童”行为符合刑法实质违法性标准。 　　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其预防对象必须是足以构成犯罪而其他一般的预防手段不足以达到预防其发生效果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现实中，在“虐童”事件被曝光之后，社会舆论强烈谴责，认为应当对一些性质恶劣的行为人进行刑事制裁。这些都是人类良知上的非难，也是刑法意义上的有责性依据。“虐童”行为虽然符合实质违法性标准，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虐待儿童罪，只存在若干与之相关的、涵盖范围重合的如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罪名。在当前，刑法不存在非家庭成员的“虐童”行为的明文规定。同时，在引用其他罪名并不十分合理的情况下，某些“虐童”行为只能按无罪处理。 　　因此，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就需要解决“虐童”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即形式违法性问题。儿童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定罪标准应当区别于针对成人的犯罪行为的定罪标准，提出更为严格的行为约束。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主要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在刑法中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对各类儿童虐待行为进行规制；一种是在现有的刑法规定基础上扩充原有的相关罪名，增加对儿童侵害行为的特殊规定。 　　三、“虐童”行为刑法规制模式分析 　　“虐童”案件本身具有复杂性，同时刑法规范存在有限性问题，因此，对各种“虐童”行为，特别是对于发生在非家庭成员间的“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未形成共识，主要分为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应专门设立“虐童罪”，通过专门刑事立法形式进行；一部分人认为应立足于现有刑罚体系，通过补充立法形式进行。受社会舆论因素的影响，社会各界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日渐高涨。笔者认为，增设“虐童罪”不仅无法达到有效预防“虐童”行为的效果，还会带来诸多弊端。“虐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