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8的 20世纪以来的秦玺印封泥研究述评.docVIP

20世纪以来的秦玺印封泥研究述评 (首发) 王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玺印在我国出现很早，它的起源应该与我国发达的治陶业有关。春秋战国时代，玺印的使用极其普遍。古代为了起到凭信或防止非法启封的目的，对需要保存或密封运输的物品或简牍文书，用绳捆扎或用囊盛装之后，在绳结上或封口处用胶质黏土封缄，并在上面用公私印章抑压，再将黏土烘烤干硬，使得其它人无法不留痕迹地随便开拆，从而起到对封护对象的保护、保密和凭信作用。这些用于封护的胶质黏土，不管有无加盖印章，均称为封泥。在以竹简为书写的主要载体的时代，玺印的主要使用形式是封泥。 一、1997年以前的秦玺印封泥研究 由于人们对封泥性质的认识比较晚，幷且早期仅是珍藏欣赏，封泥的重要性没有被发掘出来。虽然后来封泥著录的专书很兴盛，但秦封泥还远远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因为可得以确认的秦玺印封泥几乎没有。其实早期著录玺印和封泥的著作已经收录了部分秦玺印封泥，只是对秦印的认识很模糊而不敢遽定。 元代中期杨遵《杨氏集古印谱》中王沂序文中最早提到“秦玺”；其后，元末刘绩《霏雪录》、明末张学礼《考古印文正薮》、甘旸《印学集说》、徐上达《印法参同》等论著中都有关于“秦”玺印的论述。尤其是《印学集说》中“秦之印玺，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的论述虽然不成体系，却代表了清代之前古人对秦玺印认识的最高水平。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前人们对秦印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夏一驹《古印考略》、孙光祖《古今印制》都把战国小玺误作秦印。 第一次明确标出“秦印”一类的是清代学者陈介其，陈氏在《封泥考略》中提出的秦印标准主要是：职官地理符合秦制，印文风格同石鼓文、李斯小篆，印面有十字界格等。 早期的印谱或者封泥普录一般都不做考释研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对秦玺印封泥的辨认。肖毅《古玺文字研究述略》对古玺文字的研究做了简要的叙述。先后对、曹树铭、罗福颐、秦进才、王献唐、赵超、沙孟海、牛济普、裘锡圭、王人聪、萧高洪、陈雍、曹锦炎、任隆、叶其峰、许雄志、王辉、韩建武、孙慰祖、赵平安、陈重亨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秦印的了解越来越多，但是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二、相家巷新岀土秦封泥資料的公布与研究 1995年春，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村民无意间在农田发现大批封泥。同年夏，路东之在民间文物市场获得大批相家巷出土秦封泥。 1996年底，在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上路东之公布了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1997年周晓陆等将同批封泥重新释读后公布。 1997年4月，《书法报》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的部分封泥。这批封泥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所藏秦封泥原是同批。7月，傅嘉仪、罗小红介绍了另一批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同时刊登有精美的秦封泥照片。 8月，任隆又公布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相家巷出土秦封泥部分内容。 1998年初，周晓陆等公布了后续入藏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秦封泥，对后续发现及他文发表的相家巷遗址秦封泥67品进行了考释。不久，任隆公布了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的新品类。 1999年，傅嘉仪选取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部分秦封泥在《篆字印汇》一书中公布。后又在《历代印匋封泥印风》中对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做了完整的公布，其中有不少新品种。 2000年5月，周晓陆、路东之将已经公布的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陆续入藏的秦封泥以及历代著录书中可确认的秦封泥汇集成《秦封泥集》一书出版，是当时搜集资料最全的著录专著，但今天看来此书漏收资料很多，仍需补订。杨广泰主编的《秦官印封泥聚》（两册，原拓）也收录了秦封泥的个别新品种。 2001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公布了2000年4至5月间在相家巷遗址抢救发掘所得的全部封泥资料，共325枚100多个品种，并对其中一些“文字清晰可辨”的封泥做了考释。年底，王辉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也分别公布了部分秦封泥的新品类；周晓陆、刘瑞也公布了一些新见的秦封泥。 2002年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发表，公布新见秦封泥10种，各种类品数不详。 2002年10月周晓陆等发表《秦封泥再读》，又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秦封泥部分新资料进行公布。同时，傅嘉仪编着《新出秦代封泥印集》出版。此书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做了完整公布，但考释甚为简略。 2002年12月，孙慰祖编着的《中国古代封泥》出版。收录了上海博物馆2001年新入藏的海外回流的178枚相家巷遗址秦封泥中的一部分。该书幷不是所有馆藏封泥的系统整理汇集，而只是列举性地介绍了部分馆藏品种。可能因为该书所公布的资料不全、不够新，故反响不大。 2003年1月，《湖南龙山里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