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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深度访谈 迟子建 生命尊严最重要 　　她来自于中国最北端的北极村，她的文字从自然中缓缓流淌。她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敲响警钟。她如何承担苦难？什么是她的恐惧和幸福？她如何面对死亡？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向读者敞开心扉。 　　从国际台坐上出租车，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迟子建在怀柔开会的地方。当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们谈话时一桌两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点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个地桌和半瓶旧酒，魔术师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蒋百嫂聊着，喝着，直到夜凉如水。我很希望我们的谈话也可以是在一个夜晚，借着酒劲，不要录音，也许那样，还有更多的话题。 　　不过已经要知足，如果对着镜头，两个女人也很难轻声细语地说着内心的感受。对于迟子建的采访我并没有当成采访，我觉得穿过巨大的城市，去见的是一个素未谋面但已经熟悉的朋友。她的作品很多，但当我们要向世界推荐一部作品，是哪部？她说：让他们看《额尔古纳河右岸》。 　　我不希望鲜活的少数民族变成遗址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爱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倍尝艰辛，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这当中的故事就来自迟子建笔下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记者：是不是提到生长环境，你从小就跟《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部落离得很近？ 　　迟子建：嗯，很多读者可能认为我是完全凭借采访或者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我熟悉之极，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没有这个背景，我想我没法去写这样的小说。 　　记者：所以尤其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时候，可能会更顺畅地把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表现出来。 　　迟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 　　记者：你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处境的，就是所谓当地土著的那种人，整个地球上，很多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在上演。 　　迟子建：当然了，写这个长篇也有这方面的触动，就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去了一个月，在达尔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区，当地的土著，政府把他们请下来，也是在一个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给了他们补贴，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们把这些钱基本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了。我每天晚上去海边散步，在海边公园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们肤色黝黑，胳膊特别的细，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是鼓着肚子。 　　记者：肚子鼓鼓的？ 　　迟子建：对，很有意思，他们有的乞讨，有的在那儿卖画，整个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是一种颓废的，向下的，糜烂的那种生活状态，我特别痛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觉得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他们不该融入的生活当中，他们才会产生这种情态。 　　比如说，2005年我曾经和刘恒去爱荷华三个月。后半个月，写作中心组织作家们旅行，领我们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遗址，我还挺兴奋，我说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遗址。结果我们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山里，走了很久，他们指着山崖畔的几块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诉我们，那就是印第安人的遗址。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可笑，就是说，我不希望一个文明社会把一个鲜活的少数民族，或者被称为异族的人，不管怎么称谓，把这样一群民族的人，最后只剩下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已经萎缩到几块石片，这是可悲的，这不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这是野蛮的行为。 　　90岁的时候写一篇文字纪念今天 　　迟子建经常用自述的方式来展开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一个清晨，她是这样开始讲述的：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经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记者：我想象的是你90岁的时候，也看着雨和雪。 　　迟子建：你这样说，我特别开心，希望有幸到那个年龄。 　　记者：到那时，一天讲一个长长的故事。 　　迟子建：到了90岁，思维如果不是很迟钝，我肯定也没有精力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长篇。那我借你吉言，我真是可以，哪怕写一篇散文，我在那一年，我要纪念一下，纪念你今天说的话，希望你那个时候还能看见。(笑) 　　记者：我一定好好活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