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景泰天顺朝瓷器[精选].doc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瓷器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近三十年，正值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低落的时期，迄今还未发现属有确切纪年款识的官窑瓷器。所见这三朝的墓葬出土器物，多系民窑所制，而且未必尽是当时之物。因此，这一时期瓷器生产的面貌始终扑朔迷离，一向被称作明代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据知，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江西省修筑公路时，于沿线古墓葬中就出土过不少属于明早期的民窑器，当时曾一度大量集中于上海的文物市场，其后不少流失到了国外，至今在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古董市场上仍时有所见，被视为一般民窑器而未加注重。这类民窑的完器与残片，近些年来在国内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市，湖北省的武汉、浠水等县市和安徽、江西、广西、陕西诸省及北京地区陆续发现不少，多是来自江西省景德镇的产品。这些明前朝的墓葬出土物及类同的传世品，研究者的认识始终不一，断期为元代或明初者有之，认其为中期者有之。 故此，这些具有元末明初“回光返照”的特征的器物，常常统被称作“老大明”。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瓷器鉴定学者近四十年来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目前已又所收获。随着近年兴起的“元代熟”，以及出土物不断被验证，元瓷面貌已由朦胧走向清晰，从而使元瓷从“元末明初瓷”中被分辨出来。同时，为了填补这一时期瓷器认识上的空白，许多陶瓷界同仁不遣余力，对明早期墓葬出土物和传世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排比分期，特别是南京博物馆的同仁，作了大量的开拓工作，虽然某些理论尚待进一步推敲。但总的看来，前述“空白期”瓷器的面貌正在逐步明朗。 据文献记载：“宣德中，以营善所丞砖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1457年）仍委中官烧造”。 （《明宝录.英宗宝录》）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英宗初即位……烧造瓷器……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 （《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三年（1438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锁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戊口外。”（《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二月甲戊，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仿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男丁从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明宝录.英宗宝录》） 以上文献资料说明，景德镇官窑曾一度在“正统初罢”，其后朝廷又三年令五申禁民窑私烧各种彩瓷。这或许是这一时期瓷器罕见的主要原因。 另外，据《浮梁县志.卷八》记载，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年间，有过三次较大的饥荒（即正统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顺二年）。因此，即使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也是迫于经济困难，力不从心，一再减烧或停烧。 这也许是这一时期瓷器少见的又一原因。 然而，根据以下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从未禁烧，仅是减烧而已： “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民陆子顺，一次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 。（《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已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 （《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庚戊，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莹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杖其督官，仍赦内官样赴饶州更造。” （《明宝录.英宗宝录》）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明史.卷八十二》） 此外，由于瓷器在民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禁烧的戒令尽管森严，景德镇的窑户为求生存难免冒险私造，这也可从当时三令五申的禁谕窥见其一斑。 那么，在大量传世与出土的叫前朝无款器物中，应如何将这三朝的从中分出呢? 笔者认为：关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分期断代，应密切联系前朝宣德和以后明代中期的官民窑特征审读，应当说，正德时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宣德晚期，天顺风格与成化和弘治时相似，而景泰一朝瓷器的风格则介意两者之间。就现今所见出土的“空白期”瓷器而言，笔者认为，根据当时历代状况及明代早期与中期之间追种过度和“缓冲”特点，这三朝的瓷器遗存当以天顺时为最多，其时代特点也较为明朗。1988年初冬，景德镇市的考古学者在一处基本建设工地发现明代这一“空白期”的御窑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其残片堆积层的特点与所显示时代风格，使笔者上述的分析与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正统时期 （1436---1449年） 正统一朝，是明代“空白期”的开始，此时当政的皇帝朱祁镇，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宠幸司礼太监王振，使朝廷上下，宦官大权独揽。由于吏治的腐败，致使经济的萧条，生产衰退。 这一时期遗留的瓷器，因迄今无正宗的署款官窑器可靠，一般多根据推理探讨。譬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记载，宣德八年尚膳监提准烧造龙凤纹瓷器，一次就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