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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四气五味引药归经精华 中医学的药物“归经”，是历代医家长期用药实践的经验总结。按学科类别，是中药学的一部分。但是，药物“归经”涉及“经”和脏腑，可以体现“经”和脏腑组织器官的关系，也可以体现经络学说的作用。通过药物“归经”的具体方法和具体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药物“归经”和脏腑组织器官“归经”都是以“经”为论理工具，经络学说不仅是对人体生理和病理进行研究的具体科学方法论，也可用于药物学研究。在药物学的研究领域，把药物“归经”，完全是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而不是药物对“经”本身有治疗作用，经络学说纯粹是为药物学研究提供论理工具和方法论。 在经络学说指导下，中医学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都归了“经”，每一“经”都有所属的脏腑或组织器官，所以，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可以确定药物的“归经”。其具体方法，是把临床常用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进行总结和归纳，然后，按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确定药物的归“经”，从而更加明确药物作用的定位和趋向，突出药物治疗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便于临床应用。若某种药物对某脏腑组织器官的病症具有针对性或选择性，疗效显著，便可依照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确定药物的归“经”。比如，麻黄、杏仁、桔梗善治肺病，都归肺经；苍术、厚朴、砂仁善调脾胃，既归脾经又归胃经。再如，复盆子能治遗尿，病在膀胱，属肾失气化，故归肾经。每一种药物的“归经”，都是根据药物对脏腑或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总结出来的。这说明，必须先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归“经”，然后，才能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确定药物的归经。并且，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和药物的“归经”，都是以“经”为论理工具。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归经”，主要是为了阐释生理和病理，指导诊断和治疗。把临床常用的药物“归经”，是为了更加明确药物作用的定位和趋向，突出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便于临床应用。所以，经络学说对中医学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和中药学都有指导作用。 一、药物归经的历史概况 中药的发现与应用以及中药学的发展，如同中医学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实践过程。 药物归经的理论，是《内经》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在《内经》已有萌芽。如《素问·宣明五气篇》已有“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的记载。《灵枢·九针论》也有“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内经》虽没明确提出药物归经，但已根据药物的性味总结用药规律，为后世形成药物归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FFrE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用“六经”概括外感伤寒病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归纳为“六经证”，对每一“经”的证候，都有治疗原则和方药，已经有了药物归经的刍形，为药物归经的形成以及在临床实践的应用，提供了方法和经验。 早期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论述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大多以主治病症为主，如，常山抗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虫、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止血、乌头止痛等，把药物作用与脏腑结合起来的论述还很少，如“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唐、宋时诸家本草，把药物性能和治疗作用与脏腑相结合的论述日益增多，如某药“补肺”、某药“益脾”、某药“安心”等。北宋的寇宗爽，在论述泽泻的功效时，已有“引药归就肾经”的说法。这说明，北宋时，明确提出了“归经”的概念。 金元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推动了药物学的研究。著名医家张元素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补泻等方面，作了全面的阐说。金太宗时(相当于南宋宣和5年--端平3年)撰成《珍珠囊》一书，书中最早创立药物归经学说。该书对每味药几乎都有“归经”和“引经”的记载。并且认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而各归其经，则疗效更显著。若归经不明，无的放矢，则难以获得确效。张元素所创的药物归经，还有引经、使药等说法，进一步丰富了药物归经的理论，对处方用药确有很大帮助。李时珍曾对他高度评价，认为他“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并且，对张氏的归经理论，李东垣和王好古都特别推崇。如王好古著《汤液本草》，论述归经的药物已达81种。历史表明，金元时代，盛行药物归经之说。 到明代，药物归经已成为本草书籍的专设条目，如刘文泰编著《本草品汇精要》，论述每一种药物都设24个条目，其中，专设了“走何经”一项，明确指出了药物的归经。《本草纲目》不仅全部继承了以前的归经内容，而且对药物的“入气分”、“入血分”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进一步体现了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比如，同归某一经的药物，再区分“入气分”或“入血分”，更能体现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清代中期，沈金鳌对药物归经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把历代本草书中论述归经的名称，如“引经”、“响导”、“行经”、“入”、“走”、“归”等名词，统称为“归经”。在他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