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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基层民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1863个样本的证据.
收入、基层民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来自江苏1863个样本的证据
【内容提要】民主是幸福的前提。本文通过对来自江苏1863个样本的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幸福影响,相对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公平、基层民主对幸福的影响显著。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更应重视收入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关键词】绝对收入水平 相对收入水平 收入分配公平 基层民主 主观幸福感
一、引言
民主是幸福的前提,民主对自由、平等、幸福有着重要意义。阿玛蒂亚·森(2002)指出,民主的兴起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民主制成为了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实行公民权利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幸福生活的关键部分;政治参与对于人类幸福生活具有天然的价值,人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民主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政府主导的公共生活的信任,增强政治或政权的合法性(马克·沃伦,2004)民主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生活满意度,政治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
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领域,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徐勇、刘义强,2006)。基层民主是人民民主最普遍的表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和谐社会,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探讨基层民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更加宽泛的涵义下理解基层民主。本文所谓的基层民主不是完全政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而是尊重人的权利的态度与行动。从组织形式来看,基层民主不仅包括农村村民自治民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民主,而且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民主、基层党内民主、群团组织民主等等。
所谓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Diener E.,1984),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心理学家倾向于用心理量表测量个体的主观幸福。影响幸福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健康、公平、自由、收入、就业等方面,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等方面,对民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转型社会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1. 收入与幸福水平之间关系研究
Frey和Stutzer(2000)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较高收入群体能体验到更的幸福。在跨国研究中,富裕国家的居民一般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幸福,Diener等(1995)对55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正向关系,收入却只能解释幸福差异的少部分。Haring等(1984)研究发现,在一国内部,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平均相关度仅为0.17,在美国,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度为0.12(Diener,1993)。总的来看,在发达国家,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度非常低,收入只能解释个体幸福差异的2%。Easterlin(1974)针对美国1946-1970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每一年内,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尽管这期间美国经济取得了大,居民的幸福水平并增加。收入增加,居民幸福却表现相对稳定,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由于Easterlin(1974)最早研究这一现象,因此也称为Easterlin悖论。相对收入理论与适应性理论部分地解释了“-收入之谜”。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人总是习惯与他人做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会降低幸福水平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比较,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的相对位置。适应性理论则认为,人会对收入的变化作出反应,但也会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产生适应性,主观幸福感会在收入增加后的一定时期回落到最初水平。
由于选择的样本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国内学者关于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不一致。田国强等(2006)的研究发现,当收入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前,增加收入能提高幸福水平,一旦超过临界值,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因此,随着收入水平,政府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重视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否则由于相对收入下降,导致人们的幸福下降。罗楚亮(2009)、朱建芳等(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对幸福有正向影响。邢占军(2011)针对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收入与幸福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城市居民的幸福水平并未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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