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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评：且慢对复旦投毒案轻巧解读2013-04-19　侦办复旦投毒案的一位警方人士透露，目前这起投毒案件正在审讯中，嫌疑人的动机尚不明晰。网上最新的说法是误杀。寝室里住了3个人，两个广东的闹矛盾，林某投毒要杀的是另一个人，结果黄洋误喝了水。此说法未经官方证实。（《钱江晚报》4月17日）　　名牌高校，学生互戕，投毒弑人，情结跌宕……在窥私欲主导的媒体关注下，这几日，《复旦投毒案嫌疑人的谜样人生》等游走在八卦与新闻间的资讯甚嚣尘上。在真相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各种版本的猜测与联想充斥在网络间。关注与关心，其情可谅，而牵强附会的说教与反思，显然无异于在“复旦投毒案”事件上第二次投毒。　　校园投毒案确实是中国高校时隐时现的一道暗伤：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北大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重要原因。其中，清华女生朱令，终身致残，而此案至今未破。我们还会想起2004年的马加爵案、扬州大学秋水仙碱投毒事件以及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案。但是，在做出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事实，否则，一些批评和指责将缺少依据。　　目前，复旦投毒案真相还有待掘进，作为关键证据的“N-二甲基亚硝胺”未必一定出自校内，复旦校方称，“有毒化合物并非来自学校实验室，并称网上也可购买”。在这样的背景下，指责剧毒化学品的“校内管理制度”，似乎难免无的放矢的嫌疑。　　不少人翻出嫌疑人微博中的只字片语，譬如称受害者为“黄屌丝”，又譬如其最后一条微博称，“有时候挺痛恨这个行业的，名义上叫做医生，但是面对病人，尤其面对那些急切想从这里解决困惑的病人，帮忙总不能帮到底，好比带一个问路者走了一段路，然后跟他说，你找别人帮忙吧”——屌丝之称，可以是挖苦嘲讽，也可以是亲密关系；至于微博上的生活感言，你可以看成是“恨意昭然”，我也可以读出自励之意。僭越司法程序，而对“嫌疑人”以立场先行的理念，去拼凑“铁定有杀人的持久动机”之逻辑。这和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不是一样的路数么？　　至于大学生的心理疾患，这固然是真命题，但也不是事事都能与心理不健康扯上关系。有人说，调查表明，近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存有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交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最为突出的四大“心病”——此事提醒我们关注高校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是，没有复旦投毒案，高校心理健康就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如何证明这就是一起“心理案件”？已有证据否决了坊间的所谓“竞争说”、“感情说”，我们何以凭空论断出当事人心理有恙？　　一个最浅显的逻辑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抛开身份标签——高校、研究生、医学等，事件还剩下什么呢？真要追问的话，“谁”、“怎样”去杀人，远不如“为什么”更有意义。对生命的轻贱与冷漠，也许比剧毒的化学物质，更凶险。　　这世间，空泛的大道理其实最没有道理。历史上一页页的荒谬与不堪，往往多是因为受到隔靴搔痒的道理所蛊惑，刻骨铭心的真相反而显得那么苍茫辽远。复旦投毒案也好，任何公共事件也罢，推理或演绎，总得依托于确凿的是非、明晰的真假之上，轻漫解读，不仅无益于弄清真相，也容易模糊了很多真正值得反思与警醒的地方。申论热点范文：谈国产奶粉过硬论　　今年两会前后，有两则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一则是香港特区政府自3月1日起实施严格的奶粉出口新规定，每人每日限带两罐奶粉出境；另外一则，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在接受采访时称：国产奶粉的标准不低，甚至有些标准要高于国外，并举例说：“我亲戚朋友家中的小孩90%以上都吃国产奶粉”。　　看到这两则新闻，我相信家有幼儿的年轻父母们，会感到五味杂陈。自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公众对国内奶制品企业的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对政府在奶制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表现深感失望。随后，层出不穷的问题奶粉事件，几乎摧毁了公众的神经，国产奶粉几乎成为毒品的代名词。　　于是，“恐奶”情绪四处蔓延，有条件出境的人们，纷纷到境外采购“洋奶粉”；没有条件出境的，不惜高价购买走私奶粉，而毗邻大陆的香港，自然成为抢购奶粉的首选之地。在一波又一波抢购浪潮冲击下，香港奶粉供应出现紧张现象，促使特区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　　诚然，公众对国产奶粉质量问题的担忧，不免有几分过度和夸张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担忧，至少反映出监管部门公信力已经明显下滑。自阜阳大头奶粉事件算起，至今已有九年时间，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监管部门未能拿出强有力的举措，来提升国产奶粉的质量，重建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而公众看到的，是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们或快或慢，或明或暗地复出，重新担任高官要职。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翼纯堂于2009年3月被撤职，两年后又以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