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docx

潮汕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它反映了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状况。潮汕方言词语是研究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就说“汕头”的“汕”字吧。有人说“汕”是“鱼游水貌”；有人说“汕”是“鱼产卵”；有人说“汕”是“樔”即撩罟犹今之“栅箔”，捕捞之所也。但不管怎么说，都有个“鱼”字，足见汕头古时是个海边渔村。又如潮语把冰棒叫做“雪条”，可见潮汕地区气候温湿，终年不见冰雪，所以冰雪不分。潮语称粮票为“米票”，说明潮人以大米为主食。且又有“食糜”（喝粥）的习惯。这也反映了过去潮汕人多地少，战乱频仍，粮食不够吃，更吃不上干饭的苦况。潮人晤面总喜欢问“食阿未”有时几乎是不管时间和场合，只是一句问候和关心的口头禅而已。　　“老妈宫粽球——食定正知”、“普宁浮油（炸）豆干——热（悦）单畔”“棉湖瓜丁——无粕（无渣）”等歇后语又反映了潮汕的有名小吃。　　“酥击耐扣”、“烧击人食缺”、“头惨撑杉排”等俗语则反映了过去潮汕陶瓷业和竹木运输业。　　“粜米换豆”，这是个比喻词，意即交换婚。旧社会农村贫困人家，无法应付高昂的聘金聘礼，就用甲家的妹妹嫁与乙家的哥哥，换取乙家的妹妹嫁给甲家的哥哥。这是一种变形的买卖婚姻的陋俗。　　潮汕人还有“放生”的“积善”习俗。即把捉到的乌龟、鲤鱼、青蛙及蛇类等野生动物放回大自然。这源于佛教，客观上起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而“做亡斋”一词则反映了潮汕的丧葬习俗。　　另外，“正字母生白字仔”说明潮剧来源于宋元南戏。“生理（生意）细细会发家”反映了潮人的商业意识。　　“从暹罗到猪槽”则说明潮汕与海外的联系。这些都能让我们看到潮汕文化的方方面面。　　语言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从语言可以窥见某一特定时空的历史文化。语词是语言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过番”文化与潮汕方言词的关系林伦伦先生　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明、清以来，潮汕人漂洋过海、外出谋生者络绎不绝，乃至于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潮籍华侨、华人的人数几近于潮汕本土的潮人人数。潮汕人把出国谋生叫做“过番”。“过番”的历史、习俗在今天已成为过去，但语言（方言）却保留了“红头船”劈波斩浪的痕迹，保留了潮汕人民“过番”与侨居国人民交际及其影响的痕迹。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因“过番”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保留下来的这些潮汕方言词，或者研究因潮汕人的“过番”而使潮汕方言与侨居国语言互相影响的现象时，这些文化的“沉积层”便显示出它们重要的文化意义：既对潮汕方言词本身的研究有价值，也对中国文化与异文化的接触和影响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一、与“过番”有关的词语在潮汕地区，柘林、樟林、汕头曾经先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对外商港。尤其是澄海的樟林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历经一百余年，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对外通商港口之一。当时出国、回国相当随便，因而潮汕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航线不断，人民来往频繁。语言（方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记录这些活动及其有关事件的词语。尽管有些词语随着其所反映的内容的不复存在而渐渐被人淡忘，一些词语在今天的词义已有所发展，但这些词语是研究过去历史的“化石”，有重要的文化价值。1、“客头”和“咕哩”客头，潮音[k‘akt‘au]，现指头目、官阶，如说“伊个客头过大”，或说“大客头”。“咕哩”潮音[kuli]，现指受雇于人为店员等，如说“伊在香港食人个咕哩（他在香港做雇工）”。究其词源，这两个词却与一段血泪斑斑的“卖猪仔”史有关。“客头”是指替外国洋行在中国贩卖人口的“咕哩”经纪人或掮客（coolie brokers）。“咕哩”是coolie的音译，即苦力。早在汕头开埠之前，英、美、西班牙等西文殖民主义者已开始在南澳、妈屿进行掳掠人口的罪恶勾当。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至1858年，从南澳、妈屿掠贩出洋的“猪仔”竟达4万名之多。清人林大川在其笔记《韩江记》卷八中这样记道：“咸丰戊午（公元1858年）正、二月间，有洋舶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海滨一带，更甚内地。沿海居民，无论舆夫乞丐以及讨海搭者亦被掳去。”汕头开埠以来，殖民主义者更是公开设立洋行，经营“猪仔贸易”，如当时的德记洋行和鲁遴洋行。这些洋行再委托中国的人贩子做“客头”办“猪仔行”，挂着招工牌子，实际上坑蒙拐骗，坏事干尽。“猪仔行”也叫“咕哩行”或“客头行”。记载着当年的血泪历史的潮汕民谣唱道：“心慌慌，意茫茫，来到汕头客头行。客头看见就叫坐，问声人客要顺风……”“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时过境迁，当年的客头行、“咕哩馆”已如灰飞烟灭，“客头”和“咕哩”也已不复存在。然而，追溯至今仍保留在潮汕方言中的这两个词的本义，却让我们了解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过番”史。2、“落马”和“送顺风”“落马”[lo?be]和“送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