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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问责制 简言之,就是对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一切公务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一、研究政府问责制建构的理论基石 （一）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证。 （二）制度主义层面的论证。 （三）新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论证。 二、我国政府问责制建构的若干问题 （一）要解决“问”的问题。 （二）要解决“责”的问题。 （三）要解决“制”的问题。 三、我国政府问责制建构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制度创新 （二）优化和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人大的监督力度 （三）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社会资本存量 （四）建立回应行政，在政府与公民良好关系的基础上提升政府责任 *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昭示我们，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是一个有效率、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需的品格。 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的行为只有做到能为社会主持正义、维护公正而又可以对之问责，才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而不仅是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从根本上说，制度的建构乃至国家的建立，都是为了降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运行成本。因此，人们需要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等予以明确的规制，政府问责制正是这些规制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之一。 公共选择理论揭示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属性；委托/代理理论则进一步发现：由于政府官员（代理人）与公众（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因而有可能会带来“代理风险”。为减少“代理风险”并约束激励代理人，促使政府及其官员恪尽职守服务于公益，就必须建构能切实有效运行的问责制。 1、谁来问？即问责主体的界定；其中，特别要强调权力制衡异体问责的作用。 2、问谁？即确定问责的客体。根据权责对等原则，任何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政党机构及其官员都必须对自己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 3、如何问？此即问责的程序。要尽快实现从以往还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或人治色彩的行政性问责向以法律为准绳的程序性问责转换。 1、应问责的范围。不能仅仅将问责限于政府部门和官员失职、渎职和重大事故的责任追究，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不作为也要问责。 2、责任方式。覆盖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 3、责任追究方式。视责任者应承担责任及造成损失危害的程度实施诫勉、道义谴责、停职反省、降级降职、引咎辞职、严令辞职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等多种方式。 即要通过法治方式强化问责制。包括要以权责对应的制度规定使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强化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要制定权责关系清晰、具有可操作性、能分别适用于常态和紧急状态的责任追究制度。 具体围绕这些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1、政府、政府部门和各级种类官员的权力和责任的明确界定； 2、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和发行职责的条件和方式的明确规定； 3、对问责主体、客体、问责程序、问责情形、责任方式以及责任追究方式的明确界定； 4、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实施正强化和负强化即明确的扬善惩恶的问责奖惩机制的原则和方式。 推进政府问责制，其核心运行渠道就是由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实施问责。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增强人大问责的力度。同时，各级人大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的监督问责权力必须细化、具体化和强化。 美德教育包括道德伦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尤其是行政伦理教育。当政府官员受到美德教育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从而自愿地为公众服务时，他们在工作中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就会极大增强。由此，公民对官员的信任感，即政府的社会资本存量就会得到提升。 回应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回应的驱动力来自于责任性，责任性意味着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由于其承担的职责而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回应。并且，他们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行政强调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体现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有利于促使政府行为依循民意，执行民意，提升政府的责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