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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与“教”——《论语》读解（二） 作者：高伟 [徐州师范大学教育系]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 [直译]：有子说：“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冒犯上级的人是少有的；不喜好冒犯上级，却喜好造反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自然就会生发出来。孝悌是为仁的根本呀!” 论语开篇即论“学”，次而论“孝”。“学”是个体意义上的“内铄”，“孝”是群体意义上的“外推”。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借助于“孝”的心灵力量的社会建构价值，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朴素感情是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倚助于“孝”的循序渐进，由个人内在心灵力量的向外扩展，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政治哲学，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血亲-社会伦理学建立并延续的。“孝”的本义虽是奉养父母，但具有时空意义上的扩展性与延伸性，“孝”几乎就是合乎规范、合乎人伦的代称。所以，“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的伦理学基础因而就是“孝”，“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 从语用学的角度讲，“教”字，左从“孝”而右从“文”，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足于血亲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提升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社会日益远离传统文化并日益摧毁传统文化以建立新文明的今天，有必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内在伦理价值，也就是强调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人所共知的普泛性伦理价值。教育作为一种决定未来人类文明前途和走向的力量，能否关注人性善的生发与人性恶的改良，是人类能否掌握其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一个不言自明的伦理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孝”与“悌”。为什么当下必须特别强调“教”与“孝”的内在圆融，理由其实是浅显明了的。首先，从“孝”“悌”的本性上讲，“孝”与“悌”具有一般德性论所不具有的不言自明性。近现代以降的道德教育哲学不是不关注道德问题，而是在各种道德问题之间争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所以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一直建立不起来，多元化道德并没有象人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给人带来道德生活的自由，反倒有落入虚无的危险。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类感情，“孝”“悌”在消解各种德目的矛盾斗争方面具有独特的内在性力量。其次，教育究竟“教”什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孝”与“悌”的伦理支持才能获得目的论方面的证明。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近现代教育哲学太多的关注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何以可能”的伦理基础。伦理价值是教育的内在价值。中国传统哲学对教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的解读本真地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超越性。第三，“教育”的“孝育”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道德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就目前而言，社会公德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族私德的失落不无关系，而家族私德的滑坡则与多年来对家族私德特别是对孝的忽视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落入“假、大、空”的窠臼，道德教育方面的教导既空泛无力，又缺乏根基。教育的“孝育”化则既可以使人葆有本真的心灵力量，又可以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社会公德所需要的基本准则。有此可见，教育的“孝育”化即使不作为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也是现代教育值得尝试并不得不以之为的衡准。 问题在于，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正如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时期西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的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孝一旦外在化、虚假化就会走向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