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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第 127 期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2013年 1月15日 ※※※※※※※※※※※※※※※※※※※※※※※※※※※※※※※※※※※※※※※※※※※※※※※※※※※※※※※※※※※※※ 目 录 【论 文】 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马 戎 中国周边国家自治制度评析 李 捷 杨 恕 【译 文】 西藏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谭·戈伦夫著、郑惠元译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除了以“民族区域自治”替代了联邦制、宪法中没有授予自治地方政治分离权之外，在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确立公民法定“民族身份”、建立民族自治行政区、实行民族优惠政策等方面，与苏联实行的体制大致相同。但是这一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的创立国（苏联）已经在1991年解体，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是导致苏联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发生解体的主要原因，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持相同观点，解体后重组的俄罗斯在重新界定“民族”术语、取消身份证上“民族”身份等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王丹，2009；季什科夫，2008：67-69）。对于这些客观事实和已经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二，近三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国民中发挥的凝聚力作用的持续削弱以及市场机制的推广，我国政府原有民族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在明显下降，在正统的民族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越来越遭到质疑的同时，其对“民族”的定义和权益的宣示却在少数民族当中影响日深。我们近年在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开展了关于人口流动、双语教育、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民族地区城市改建、对口支援项目的社会效果、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专题调查研究（潘乃谷、马戎，2000；马戎，2001； 马戎，2009b；马戎、郭志刚，2009，马戎，2012）。在这些实证性社会调查中，我们深深感觉到，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民众中确实存在值得关注的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是否认同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问题（如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与无神论的冲突、传统的社会关系预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现实之间的冲突等）。 正是在认同意识方面存在差异、在文化价值上存在冲突，这就导致各地区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社会问题（就业、社会福利和保障）、文化问题（学校里的教学语言、公共场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行政管理问题（行政区划调整、县改市）、宗教管理问题（寺庙、清真寺和民众宗教活动的管理）、治安司法问题（个体公民之间的冲突、社会管理）等经常被一些人解读为“民族”之间的问题，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各类具体偶发事件来激发和调动民族情绪，使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同时，境外一些敌对势力也以“民族压迫”、“人权问题”、“宗教自由”为理由批评中国政府，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甚至直接扶植民族分裂组织，推动其国际化。境外势力的活动在国内也得到一定的呼应，并正在转变为一些族群民族主义者的一种策略性的行动选项。面对这些客观现实，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这样的恶性事件。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多年宣讲的官方民族理论对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这些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无法令人满意，传统“民族团结教育”的客观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强化了青年学生们头脑中的“民族”意识。 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的内外社会结构和发展态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任何制度和政策都必须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这些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又必须以理论创新和发展为指导。如果原来的目标失效而又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我们日常采取的种种应对措施也只能是被动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局部性的应急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矛盾不断积累，事件循环发生，事态逐步恶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所有制、人口流动、教育体制、公务员体制、外交政策、港台政策等方面都根据形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