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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的思考 杨文轩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编者按：2007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会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目前“新课标”修订工作已完成，在即将颁布实施之际，我刊约请担任此次修订工作召集人的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杨文轩教授，撰文回顾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小结“新课标”的实验和修订工作，对“新课标”的理念和实施问题提出思考，以期引起大家共同关切与研究，对“新课标”完善、实施不断努力。 自1999年启动国家级课程改革，2001年9月推进实验以来，这场历经11年的“新课准”改革，经过制定、实验、修订3个较大阶段的工作，终于完成了送审稿，正等待审批颁布实施。其时间之长、争论之大、参与者之广都是中国课程改革史无前例的。这充分表明学术民主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烈。按照国家课程改革的思路和计划，现正在进行“新标准”解读的编写，今年下半年启动教材编写，预计明年9月份“新课标”就可在全国实施。 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评价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课程是一个使用广泛而又是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其内涵与外延有很大差异。在我国，对体育的理解不一致，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对国家课程改革初始阶段的指导思想、目标与策略都存在较大分歧。几个问题加在一起，使体育课程改革难上加难，旷日持久。 1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简单回顾 回眸人类历史，可以比较清晰看到，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有高度契合性。被认为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农业文明代表的古希腊，催生了奥林匹克文化。公认的工业文明代表的英国，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而知识文明代表的美国，正在把健身休闲推向高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一批教育家论述了身体运动对培养理想个人和群体的作用，并把体育与教育联系起来，创造了体育发展的早期形式。夸美纽斯（1952-1670年）在西方被称为“学校体育之父”，他第一个把比较成熟的身体练习活动作为正式课程引入学校，并创造了学校体育教学中的班级授课制。洛克推出了智育、德育、体育三育的“绅士教育”思想。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首次用“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这个名词来标记体育教育活动。这样，这种体育教育形态有了名称、理论和实践。学校体育结构基本形成。 我国真正把体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时间并不长。1903年《钦立学堂章程》把体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真正实施，当时叫“体操课“。北洋政府于1923年把“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旧中国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体育教育更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体育有了飞跃发展。政府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也重视体育课程改革。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8次体育课程改革： 1949—1952年“破旧立新”、1953—1956年彷徨与探索、1957—1963年教育大革命、1964—1976年“半途而废”、1978—1980年拨乱反正、1981—1985年恢复与发展、1986—1998年坚持与改革、1999年至现在面向未来。 虽然我们非常习惯在课程改革中使用革命字眼，但真正有革命性意义的课程改革只有两次，一次是1949—1952年，把我们沿用多年的欧美教育模式全盘否定，全面推行前苏联教育模式。原来使用的“课程标准”改为“教学大纲”。另一次是1999年启动，2001年9月开始试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此次改革比较多的采用欧美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想，把沿用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从名称上重回解放前的叫法，这也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对原有的思维定势、路径依赖和制度安排产生强烈冲击，与第一次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政治生态环境比较宽松，认识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产生比较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 2 “新课标”实验修订的简要小结 “新课标”实验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首先在数学科引起较大争论，一批院士联名提出尖锐意见，使各科目更加注意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进行修改，加快了从制订、实验进入修订阶段。应该说“新课标”实验以来，教育部组织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研，从调研结果来看，对“新课标”认同度很高，91.6%的人认为课程标准“很好”和“比较好”。对5个学习领域的划分也有90.7%的人认为“很好”和“比较好”。对“新课标”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学生喜欢体育课了，88.7%的学生“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更可喜的是，75.9%的教师认为教学能力比过去“明显提高”或“提高比较大”。当然也有专家提出来自体制内的评价是不科学、不客观的；也有一批学校体育专家学者提出很多问题与疑虑；一批中学体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