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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与走势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 未来发展的目标与走势 ——在“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民族新学科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4.12.13 北京中协宾馆） 宋才发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民族新学科发展理论研讨会”今天如期召开了。我国著名的教育文圣孔夫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代表学校科研部门和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对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的光临表示诚挚地欢迎，并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按照会议组织者的安排，在今天的研讨会上，我想就民族经济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与走势，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在座的专家、学者。 开创“多元一体”的广义民族学研究新体系 民族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工业国家。100多年来，它已传遍世界。民族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至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引进之初的民族学曾有两个重镇：即北方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南方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抗战期间，这些重镇曾汇聚于西部，以此带动本学科在昆明、成都和兰州的发展。当时的中国民族学借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和少数民族文化史，也进行了学科本土化问题的探讨。一批受西方民族学训练的学者撰写出了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和调查报告，其中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人被公认为国际一流的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这些著名学者都集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即我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前身），成为当时中国民族研究的中心。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做出过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民族大学在原来研究部的基础上，第一个设立了民族学系，此后又扩大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中西部一些高校也随之相继设立民族学系科或专业，促进了民族学知识的传播。目前，国家民委、地方民委和各地社会科学院则设有民族研究机构，重点研究与民族政策有关的现实问题和区域发展问题。我国民族学在与各民族文化发展实际相适应的过程中，在探索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问题、经济开发与民族文物保护问题，以及民族学科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专门就“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民族新学科发展”举行理论研讨会，这对于加快和促进民族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民族学是一门“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体系。民族学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只要是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和各种关系，都属于它的研究范围。我个人体会，这也就是施正一教授倡导的“广义民族学”。施正一教授对民族学所作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并非是两门学科的分野，而是指同一门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需求所作的一种特殊界定，就像“科学社会主义之父”恩格斯当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马克思曾经说过：“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流派都具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都有促使人思考、启迪人思维的作用。我确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上，学术理论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总是与各种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争鸣与交锋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承认，多种思想交叉、多种理论并存、多种学说切磋、多种假说论证、多种思维碰撞，正是理论繁荣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当代“多元一体”的民族新学科不断向前发展的外在动力之一。我国民族学研究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国外来说，是要系统研究世界主要民族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要着力研究前苏联、东欧、西欧、美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新的民族矛盾冲突和地区稳定问题。在国内来说，就是要研究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要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如何在21世纪实现致富奔小康的目标，尤其要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国情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学科新体系。 民族学正在逐渐形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巨大的学科新群体。譬如，在全国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或备案设立）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专业，就有民族学、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民族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与宗教、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民族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体育、民族伦理学、民族旅游学、民族戏剧学、民族服饰学等19个之多。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民族学的研究仅仅限定在传统的、狭义的范围之内，那就不仅要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