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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社会进步 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社会进步 朱富强 ? 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其特质 一般地，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理性化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可以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现存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取向，并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说，任何社会制度在其发展中都会偏离其本质，从而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异化；社会的合理发展也就是不断地朝其本质回归或理想状态前进，以异化程度较轻的制度取代异化程度较重的制度。显然，对制度本质、异化的认知以及对社会改进之徒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每个时代中“理性”程度相对较高的知识分子。根本上，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就是置身于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象牙塔”内，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静静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发现社会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然后把它告诉给社会大众；并且，与社会大众共同来探询修补缺陷或改进制度之途径，从而缩短异化了的社会重新回到其正确发展轨道之时滞。 正是基于这种洞察性、前瞻性和批判性，知识分子往往就呈现出某种反社会特征：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反对集权官僚。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反社会主义者的而是现实批判主义者：他通过反思“现实”来关怀“人类社会”，致力于剖析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的异化状态，并提出积极的改革途径。一般地，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具有这样的特点：（1）学者们并不只是拒绝和敌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反，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的亲睐和推崇；（2）西方学者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原教旨市场主义，甚至敌视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原因并不是被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新古典自由主义倡导者认为的是物质回报不符合期待的原因，[1]而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任务，它要求而挖掘现实资本主义和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并基于社会关怀而试图改进它。 由此，我们可以对目前流行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为何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等解读进行再解析。事实上，布东写《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主要针对并适用的正是西方社会情形，由于自由主义秩序是主流，因而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与这种主流拉开距离。正如布东写道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他出于自己角色的要求而签定社会缺陷并提出在他看来恰当的解决方案。然而，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这个角色才被承认，知识分子才具有一个真正的社会重要性，所以，他们对该社会特有的特质——自由主义和它的伴生物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批判的态度是很正常的。”[2]该书的“中文版序”作者徐贲也写道：“在西方，非自由主义的‘社会性’因素与知识分子定位以及学术影响、潮流有关。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代表着主流秩序，知识分子与它保持距离，是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批判转帖和异议者角色一致的。自由主义秩序中世纪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更会坚定他们的这种思想和立场地位，也成为他们非自由主义的主因。”[3] 不过，布东和徐贲等人对其周边知识分子的认知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态度都因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而有失偏颇。例如，布东承认自由放任主义衍生出的堕落效应：以效率牺牲公平、庸俗同质化、实用媚俗化。但是，布东却宣称，自由主义更注重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目标是建立并维护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这种机会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人们努力拼搏赢得自己的命运，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又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很多恰恰是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得到贯彻的缘故。但显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战后恰恰是政府的经济干预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自由放任政策则使得收入差距逐渐下降。同时，布东宣称，堕落效应在其他社会同样存在且比自由主义社会更加严重，他举的例子包括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等。但显然，这是拿另外一个历史中的极端情形来为资本主义现实辩护，这种辩护并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潜含的社会问题；同时，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性扬弃和改进，并不必然导向权力的专制，它只是为了纠正金钱权力过分集中所引向的新型极权。[4]同样，徐贲则将中国社会中对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知识分子都称为政府的依附者和顺从者，是专制的同路人，这就凸显出了更为浓重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它否弃了我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制度的同时加以审视和扬弃的应有态度，蔑视和打压那些对人类社会做更全面审视的中国学人。 显然，就本质而言，知识分子的本色就是批判性，这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极为宽广的人类关怀精神；同时，这种批判包含了更多的建设性成分，而不是“反社会”隐含的破坏性。从根本上说，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他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关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