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变革农业生产方式.ppt

1.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11个“一号文件” 2.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3.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4.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5.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难题。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 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情景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 六、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 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毛泽东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