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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从1922年12月发表于《创造季刊》1卷3期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骂人的批评》第一篇批评文章，直至他对《超人》、《沉沦》、《残春》、《命命鸟》、《一叶》、《呐喊》作家作品评论，乃至后期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诸多付梓之理论批评文章，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评坛上发生着重要影响。 成仿吾早年曾留学日本，受到了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福本主义等西方各种文艺思想的影响。作为创造社的三大巨头之一，他前期刊发于1923年5月《创造周报》首号上的《诗之防御战》即开宗明义地提出：“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1]（P75）之后，成仿吾针对评坛现状发表了《批评与同情》、《作者与批评家》、《批评的建设》、《建设的批评论》、《批评与批评家》、《文艺批评杂论》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精辟独到，奠定了现代文学批评之基础。 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的成仿吾，心直、口直、笔直，敢于挑战权威，从胡适到周作人，到茅盾再到鲁迅，他以自己的声音，以“黑旋风”之“板斧”批评气度与胆识独步于五四新文学评坛。成仿吾的批评理想在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着。1926年6月他刊载于《创造月刊》1卷4期的《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开列了一个简明的公式：“（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1]（P207）；1927年2月《洪水》杂志3卷26期发表的《打到低级的趣味》，从阶级意识出发，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