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独特贡献供参习.docVIP

宋庆龄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独特贡献 作 者：傅绍昌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旗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谁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一、率先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的联系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曾有过第一次合作，这是晚年孙中山按照他手订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宋庆龄也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然而不幸的是，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发生了分裂。此后，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连年内战，两党中央的联系也随之断绝。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大好河山很快沦于敌手。之后，蒋介石又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当时，宋庆龄既意识到抗日救亡已成为新的历史主题，又明确地断定蒋介石推行的反动政策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因此，她比较自觉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反蒋抗日”的立场。 1935年，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猖獗，许多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是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亡国危机空前加重，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明确表示：反蒋是为了抗日，“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1] 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宋庆龄的抗战思想同样发生了变化。她在上海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10多人率先签名响应“八一宣言”，赞同瓦窑堡会议决定，并极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 华北事变的发展，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2]于是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蒋介石开始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采取试探性措施为建立同共产党联系而活动。这种试探，是通过多种渠道同时并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找了宋庆龄，请她设法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信息。宋庆龄认为现在是国难当头，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一致，于是表示欣然同意，并和宋子文商议，决定请以牧师身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并和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校友的董健吾前往陕北。 1936年1月初，宋庆龄在寓所秘密约见董健吾，委托他送一封密信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信的内容，宋庆龄只字未提，她只是一再提醒董，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件。并对董说，此行将“益国非浅”，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董健吾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夫人委托的重任，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坚决完成任务复命。”[3]第二天，宋庆龄将密信和一包礼物（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交给董健吾，并给了一百元路费。同时，宋庆龄还为董办了一张由财政部孔祥熙签署任命其为“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以保证他一路畅通无阻。此外，上海党组织还介绍张子华乔装成“随员”与董同行。 意外的是，董健吾在临行之前，突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暗示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能够倾向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那么他可以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4]这样，董健吾从国民党最高层那里获得了有关国共合作谈判的口信。至此，他终于明白过来，这口信与他随身所带的密信完全是一码事。口信理应是密信的补充，也许比密信更具体、更重要。这段插曲大大加重了董健吾陕北之行的神秘色彩和政治分量。 1月中旬，董健吾和张子华从上海启程，为确保万无一失，董将密信缝进贴身的棉背心。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为了安全地从西安进入苏区，不得不向张学良求援。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他在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5]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受到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时，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