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docVIP

在我国现阶段，有关民事诉讼主体问题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关于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的问题研究则处于初始状态。在司法实务中，人们对这一问题尚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因此，加紧对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讼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掌握未成年人在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特征和活动原则及其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由真实案例引出的问题　 其一：2006年10月份，江苏省阜宁县法院遇到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王小红系王志祥与李晓林的亲生女儿，1997年,王志祥离家出走，抛弃了妻子和女儿，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2003年7月份，李晓林向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与王志祥的婚姻关系，考虑到双方分居的时间比较长，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遂作出缺席判决：解除王志祥与李晓林的婚姻关系；王小红随其母亲李晓林生活，被告王志祥每月负担小孩王小红抚育费100元。不料，2004年5月份，王志祥突然来家，李晓林便于同年7月份提出变更王小红的抚育关系，要求王小红由其父王志祥抚养，李晓林不负担王小红的生活费用。李晓林此时虽没有再婚，也未与王志祥进行复婚登记，却与王志祥和女儿王小红一起居住在阜城镇城北村一间平房内共同生活。2006年7月份，因王小红考上阜宁县某民办初级中学，需要交纳一笔数额不菲的教育费用，王志祥与李晓林为上学问题经常发生争吵，为此，李晓林离开了王志祥和王小红。李晓林离家后，王小红跟随其父亲王志祥生活，后因父女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王志祥认为父女关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系李晓林挑拨行为引起，于是对王小红的生活和学习也不闻不问。同时，因欠学校学费3500元未交纳，王小红的学业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为此，王小红认为王志祥与李晓林对自己不尽抚养义务，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遂以自己的名义向阜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王志祥与李晓林共同支付学杂费3500元，并每月支付生活费240元。经查明，王小红提起诉讼时年仅16周岁[1]。　　该案诉至法院后，就王小红本人能否作为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和参加民事诉讼活动引起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王小红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但不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7条和第58条的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们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法律的这种规定，意味着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不能自己进行诉讼，而只能由法定代理人担任法定的诉讼代理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考虑到该案是子女起诉父母的特殊案例，无法为王小红指定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王小红可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同时也可以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到底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哪种意见更符合实际？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分析。　　其二：原告徐某，女，17岁，浙江省永康市同堂村村民，高中学生。原告出生第十五天即被同村徐某某、章某夫妇收养。1989年、1990年养母、养父先后去世，原告年仅三岁。因无合适监护人，原告亲生父母王某、金某不忍心看着年幼的原告失去依靠，毅然举家租住在同堂村，担负起对原告的监护责任。原告所在的村两委及乡邻多方关怀，给原告申报落户、分了责任田，并按孤儿给予照顾，对原告生父母担任原告监护人给予大力支持，使原告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就在养父去世九年后的1999年11月，原告的生父母与徐甲、徐乙（均为原告叔父）签订了“协议书”，将原告所有的养父遗产处分给徐甲、徐乙。此后，徐甲、徐乙依“协议书”占有原告养父遗产（主要是三间房屋）至今。2002年，村里分配土地征用款时，以原告不继承养父遗产、已由生父母监护为由，不给原告享受村民待遇。原告生父母遂感事情严重，委托律师代理案件，并于2003年9月以原告徐某的名义将王某、金某和徐甲、徐乙将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四被告于1999年9月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处分原告继承权的内容无效并返还养父的遗产。[2]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也面临着未成年人的诉讼主体问题。但这个案件与上面的案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原告的监护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以原告的名义将自己和其他被告同时起诉。本案中，监护人一方面作为案件的被告，另一方面却为原告聘请律师、代为参与诉讼，出现了与法理相悖的自己告自己的现象。由监护人代替未成年人进行民事诉讼在本案中显然不太合适。既然，监护人不便于代行诉讼责任，未成年人又不能独立进行民事诉讼，那么应该由谁来履行监护责任？又由谁来为未成年人聘请律师或指定诉讼代理人？法律对此没有规定，是一片空白。如要等到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再自行主张权利，就会造成明知受侵害而不能维权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特殊情况下允许未成年人独立参与民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