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的传承和影响.docxVIP

北宋官瓷的传承和影响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徽宗汴京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年）开封沦陷，其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其创造历史的夺目光华以及光耀中天的岁月，实可谓灿如烟花和流星，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今念来，徽宗亲设、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汴京官窑，虽独得天赋，贵为皇室直属企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异常雄厚，扎实，但缔造它的帝国，尚且被野蛮的金兵用弯刀长弓一举而摧毁，又何遑论一个小小的窑口？而今只能说，野蛮战胜文明，邪恶战胜正义，当时中华民族的希望、梦想和人文传统不仅在劫难逃，民族的发达和进步也就此被血腥逆转，这当然是一场文明的悲剧。自然，徽宗的汴京官窑这个曾经光照天下的美好事物，在这场野蛮颠覆文明的战争中，命运也只能如此地多舛和脆弱，其结果也只能是一场宿命的东京梦华，虽曾经激情真切却又转瞬被残暴的战争变的飘渺虚无，到头来曲终人散，终于还是美梦一场。不过，尽管为野蛮的杀戮所终结，致使北宋官瓷的烧造年华因此屈指可数，但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其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汴京官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亲设的窑口，开一代先河，为中国官府（国有）企业留下了一个典范的陶瓷官窑制度，成为后世官窑制度的滥觞，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汴京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徽宗北宋官瓷为中国青瓷历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至尊巅峰，也一点都不为之过。当然，从徽宗的汴京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野蛮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其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强盗们洗劫一空，这段倒行逆施的历史不是人们能用痛惜所改变的。《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这些山野暴徒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强盗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这帮强盗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真可谓发尽了不义战争的横财。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汴京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抢掠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汴京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汴京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而非当今一些以标新立异的专家臆测的那样，不承认徽宗汴京官窑的存在，认为南宋官瓷学的是被徽宗弃用的汝瓷），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汴京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汴京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其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