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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作为第三种民事主体否定论大纲 以法人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为考察线索 蒋学跃 湖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 向静 　 　　关键词: 合伙 法人 民事主体 第三类民事主体 　　内容提要: 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应该赋予合伙以民事主体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在自然人与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从民事主体的价值基础和演变逻辑来看，民事主体只应该存在二元模式，不存在第三类民事主体的问题。合伙本身存在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只能根据民事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将部分合伙纳入到法人的范畴之中。 　　在我国现有的民法理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没有多少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将其纳入到法人范畴之中，还是作为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目前后一种观点成为现今的主流观点。在笔者看来，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中对于民事主体的存在价值基础和逻辑架构缺乏清晰的认识，继而导致了诸多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没有对民事主体的本身价值属性进行分析，代之以合伙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作为确认合伙民事法律主体的基础与依据，由此在论述过程中偏差问题的实质。 　　一、民事主体的价值基础与构造体系 　　在笔者看来对合伙法律地位的讨论必须回到其上位概念——民事主体本身的讨论之中，而在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中很少对民事主体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行追问，似乎这是一个自然证成的问题，无需深究。但是在传统法理学中，各种学派对于民事主体的存在价值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想象说、意志说、主观权利说、利益载体说、权利主体说等诸多观点。 [1]其实，综合上述观点，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民事主体是法律保护的利益承载体。至于这一承载体是自然人还是自然人的结合，甚或是物，则取决于一定社会对于应受保护的利益的认识。但这绝不是立法者可以随意确定的，相反它总是(至少现在看来)以人的利益为依据和出发点的。首先，由于“任何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 [2]1，所以“人”成为民事主体也就不会遭到一般人的怀疑了。“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植根于每个人自身的道德自由的目的而存在的”， [2]1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律，特别是民法总是与“人”相关了,无论哪一种社会类型的法律从没有否认人(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这一命题。所以萨维尼说：“人(person)或者叫权利主体的最初的思想必须和人(man)思想一致起来，两种思想的一致性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表达：‘每个人，也仅仅是单个的人才能拥有权利能力的’。” [2]2[①]其次，如果人们认为确认人的群体的利益，甚至是物的利益也有利于保护人类自身利益的时候，此时人们会将主体从生物人扩展的非生物人的“法人”。但是此时的扩展的价值基础仍然是明显的――就是为了确保人自身的利益和自由,换言之，这一扩展本身是技术性的，“法学思想如此处理法人问题，并不是果真不考虑设计个人与团体人的差别，到目前为止，法学对待法人的态度，基本上只是追求对其认识到或者相信的某些团体的社会价值的利用，而不是造法人为个人┅┅在人格化的过程中达到法律功利主义。” [3] 　　综上所述，团体人格(法人)确认完全是一种功利主义，即有学者所提出的，“法人只能从经济的合理性而不能从哲学上寻找，法人纯粹是实证法上的规范结果。” [4]这种功利主义落实到最后，其实就是对法律关系的简化。正如法国学者米旭说：“如果不依靠人格的观念，不确定什么才是负责订立合同的法律主体，我们将怎样来决定这些人呢?” [5]也许在单个自然人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尚看不出米旭此话的真正含义。但是在一个人与一个群体进行交易时，如果没有团体人格的工具，这个交易者就必须去弄清这个团体的各个具体的成员及其具体的各种情况，但是这一行为必然导致交易费用上升。此时如果赋予这一群体单一的人格，即把它作为一个自然人看待，所有的这一切障碍便可以清除。[②]当然法律赋予团体人格必然是对团体本身的构成有所要求的，也就是只有满足一定条件和法律所预先设定的标准的团体才能被承认为法人，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换言之，法律一旦承认了团体的人格就解决了团体与第三人的交易问题，这是一个外部问题。而关于团体本身的构成法人的条件是一个内部的问题，除了在团体的成员利用团体人格从事与团体人格的宗旨不符行为的情况下之外，通常与第三者没有关联。在此我们看到传统民法在赋予团体人格的时候其实是分为了两步。第一步赋予团体人格后将一个民事主体与多数民事主体的交易简化为一个与一个的交易行为;继而第二步又将沿用不同于外部的准则处理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此时也许对于团体的成员来说法律关系和交易关系并没有得到简化，但是对于交易的第三者来说，这一人格确立的效果却是极为明显的。 　　我们再就团体这一角度来看人格赋予所达到的效果。如果没有团体人格的支撑，团体成员的财产关系只能是呈现出共有的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