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通论“关于北京旧城的改造”.docVIP

《北京史通论》“关于北京旧城的改造” 在回顾了北京城市的光辉历史之后，我们也要看到，与世间任何事物一样，城市也是需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发生改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变化，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中古时期的欧洲，当教会掌握国家权力时，都城的设计就是以教堂为中心；当国王与资产阶级联盟从教会手中夺回国家权力以后，都城的设计就逐渐改为以国王所在的皇宫为中心；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后，就会要求在城市布局规划中反映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英国是欧洲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英国的伦敦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就已经成为生产和经济中心，但由于人口拥挤，卫生条件很差，成为自1499年——1665年间欧洲暴发大规模鼠疫（又叫黑死病）最多的城市。1664年——1665发生的被称为“伦敦大瘟疫”的鼠疫流行，使得7.5万居民死亡。当时人们缺乏对鼠疫的认识，烧硫磺、胡椒粉或者旧鞋、牛角等物，试图用辛辣的气味驱赶瘟疫。结果，1666年发生的一场几乎将伦敦全部烧毁的大火，却意外地使瘟疫平息下来，老鼠也销声灭迹。这场大火为伦敦旧城的改造提供了机会。虽然，最终克里斯托弗·仑提出的充分反映资产阶级重视城市交通和经济功能新观念的规划没有被采纳，但这个规划却反映出资产阶级认为城市的主人不再是教会和国王，而应当反映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在重建伦敦时，一方面加大了街道的宽度，以防止街道一边的火灾蔓延到对面的房屋，同时还将建筑材料改为砖和耐火物。但即使这样，伦敦的街道也比当时北京的街道相对狭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乔治三世派出的马戞尔尼使团到达北京，他们记述说：“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100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从街的这一头向那一头望，两边房子好似彼此互相倾斜靠近一起。北京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民表现非常活泼愉快。”【47】但是，毕竟当时的英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1688年建立了大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联合专政，并从1764年进入工业革命阶段，1782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和最终完成。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早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国有计划地在伦敦西郊建造了新型的居住建筑群，有整齐富丽的外貌和方形的规则广场，叫做“伦敦斯贵尔”。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还兴起一股汲取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变化的“英华庭园”的园林设计思潮。在城市建设方面，英国与法国一样，兴起一股罗马复兴建筑潮流。除了伦敦之外，英国避暑胜地巴斯城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里，1764年建造了大型的圆形广场，四周环抱着一圈3层建筑群；1769年建造“皇家新月”广场，是一个月牙形的建筑群，面对着一片绿地。这两个建筑群都是采用了欧洲古典主义的设计手法，底层是基座层，上两层用巨柱式即所谓三层叠柱式的建筑形式，具有典型纪念性建筑的风格，两个广场之间有大道连接，道路两侧也有整齐的连排住宅【48】。正因为英国伦敦等城市在中国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马戞尔尼使团到达北京之前已经有了如此的变化，所以他们在初次穿过北京城后，虽然对北京城内宽阔的道路赞不绝口，但还是感觉“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宫以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是超过北京的”【49】。 实际上，欧洲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前，也就是十七世纪后半叶封建国王联合资产阶级新贵族反对教会势力和割据势力的绝对君权时期，城市面貌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法国的巴黎，在亨利四世在位（1589年——1610年）即十七世纪初的时候建造了法兰西广场、皇家广场，并且把大道和广场周围的破烂房屋改建成整齐划一的砖石结构的建筑，城市面貌十分壮观。在法国绝对君权最为强盛的路易十四在位（1643年——1715年）即十七世纪后半叶的时候，体现秩序、永恒和王权至上的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路易十四在巴黎修建了路易十四广场、胜利广场，改造罗浮宫和建造一大批雄伟建筑物。特别是1682年前后在巴黎西南23公里修建的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时期绝对君权的代表性建筑。凡尔赛宫的横中轴线向东和巴黎城内的中轴线即后来形成的爱丽舍田园大道连成一线，成为城市最壮丽的景观。凡尔赛宫在1682年以后成为宫廷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位于这条中轴线的终端。因此，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来到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李明在不断惊叹北京城市规模是巴黎的4倍，并称赞北京街道宽阔的同时，却也指出北京的“街道与两侧建造得不好且低矮的房屋不成比例”。同时，他还指出北京的街道用黄土铺道，与中国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文明也极不相称。他甚至说：“整个北京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