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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中国的机遇 摘　要：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国为求自救所寻求的两条路径，即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和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在分析美元本位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 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汇率危机，上海国际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尚无结论的问题。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完全没有兑现，但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之下。 　　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　　第一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其问题主要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　　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