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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区域社会改良家 ——关于张謇经营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的考察 张荣生 [内容提要] 南通在近代的领先发展，是清民之际内轻外重特殊政治架构的时代产物。张謇经营的地方自治，做到了对南通地区社会整体性立体型的改造和重建。张謇的自治实践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穷则兼济一方”的人生新道路。张謇承传中国古代志士仁人关于“理想社会”的理论遗产，并以毕生心力付诸实验，成为继汉魏之际的田畴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自主地经营区域自治而获得辉煌成果的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区域社会改良家。本文对张謇经营南通地方自治的过程及其理论与实践作了全面系统的论列，并对张謇“村落主义”的理论遗产加以归纳和诠释。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南通张謇 区域自治 社会改良 理论实践 南通人民是讲求感恩戴德的人民，对于历史上为保卫南通、建设南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南通人民是永志不忘的。南通人民世代难忘的人很多，其中最杰出的要数明代嘉靖年间的曹顶和清末民初的张謇，直到今天，他们还活在百万人民心里，说在老少妇孺嘴上，而张謇为尤甚。若在外地，提到张謇，十有七八会被人误认为说的是汉代开西域、通丝绸之路的张骞；而在南通，不知道张謇，会被普通人讥为缺乏必要的常识。大凡南通人向外地人介绍南通，都会说到“一山一水一人”，这一人就是张謇。张謇之所以能在今天南通人心目中占据人杰独尊的地位，是因为近代以前南通由于僻处海角平淡无奇不为外人所知，而在清末民初三十年中由于张謇的卓越经营，南通地区突飞猛进地崛起，崭露头角于全国，并为外国人所注重。南通的实力和地位在近代的飙升，不仅在当时获得“模范县”、“中国最进步城市”等美誉，而且在不久前又赢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雅号。这些难以估价的历史遗产，将对南通的全面腾飞和长远发展铺垫必要基础，提供强大推助。数典忆祖，饮水思源，南通人民怎能不永远铭记张謇在近代苦心经营南通自治所取得的伟大业绩呢？ 一、内轻外重年代里中国东南一隅的社会奇观 张謇经营南通自治，因缘于他遭逢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成年以后的张謇生活在晚清光绪年间和民国初期，正是天下大乱的乱世。东西方列强日益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干涉，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共谋瓜分中国领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颐指气使，并且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中寻找和培植各自的代理人。腐败的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先后沦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走狗。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领的后党，长期同以光绪皇帝为首领的帝党争夺最高决策权，各自都寻求地方督抚大臣的依附和支持。这样逐步导致内轻外重政治局面的形成与延续。这里的“内”，是指京城内的中央统治集团；“外”，是指京城外各省辖区域的地方统治集团。内轻外重，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 对于晚清的乱世，张謇于1901年曾有叙述：“自甲申中法之役，而朝局一变；甲午又变，戊戌再变；至于庚子，而朝局之变祸极于滔天矣。”[1] 1924年更加以探究论列：“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因仇生杀。恶而仇，故有戊戌之变；仇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2] 清民之际形成内轻外重局面由来已久。早在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主要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使曾、李力量迅速膨胀，开始形成内轻外重局面。光绪、宣统，先后两届儿皇帝登基，太后听朝、王爷执政，德威逊色，朝纲不振，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凝聚力。甲午战争，清军大败，中央政府威信大减，号召力和统摄力进一步衰退。戊戌政变、扑灭变法，阻止维新、拒绝进步，清朝政府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信任全失。庚子事变，清政府对外宣战，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敢于私下里搞起“东南互保”，已是公然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不一致。至辛亥革命前，清廷的德威已然丧失殆尽，人心涣散、众叛亲离，以致各省相继脱离中央，纷纷宣布独立。民国肇兴，袁世凯窃得总统宝座，全国曾有过短暂的政治统一。孰料袁氏心醉帝制、逆施倒行，复至人心丧尽、梦灭身死。继袁而起者，除少数例外，大凡武夫窃国、莽汉秉政，率性而为、朝兴暮覆，乱纷纷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卒演变成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控制地盘而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生灵涂炭。 内轻外重的政治架构，使中央对地方缺乏必要的统辖权威和有效的控制力量，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政局不稳定和政治不统一，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和遵行于地方，而地方得以自行其是，在相当程度上各自为政。结果造成这样一种状态：全国的不安定和局部的安定，全国的不统一和局部的统一，全国的不可为和局部的可为，全国的失序和局部的有序，全国的衰微和局部的发展，全国的落后和局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