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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绪论 近百年中国新闻采访历史述略 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新闻界的早期新闻采访实践步入了实质性的实践与改进的时代。其主要标志是：重视直接采访，派遣驻外采访；从采访内容来看，注意经济新闻的采制，社会新闻的采访也从幼稚而发展。 驻外采访的勃兴 我国新闻界对驻外采访的重视始于十九世纪末。以《国闻报》、《民立报》为代表的若干报纸，延请驻外记者。但是，早期的驻外记者多是由一些留学生兼任的，并非专职记者。驻外记者采访活动的真正勃兴始于五四。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国内各大报派遣驻外记者与日俱增。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大公报》主编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和会，这是我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之始。但这种境外采访仍是临时性的，而非长期驻外。 直到1920年10月，我国新闻界驻外采访的新纪元才开始开启。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合筹经费，选派专员，，两报一共选派了16名特派记者。值得一提的是外派俄国采访的三人瞿秋白、俞颂华、李崇武，是我国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首批新闻记者，瞿秋白还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通讯集。 由于一战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国际形势大变，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地位日衰，而与世界的联系日强。国际局势的变动可能影响国内民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采用以国人自己的眼光直接采访到的报道更符合国人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驻外采访蓬勃发展。一方面，这一采访方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拓宽了报道范围，延伸了读者的感官，在采访方式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驻外采访使得我国报纸对国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时自行报道，不是照登外国通讯社电讯，从而形成自己的报道特色成为可能。作为一个直接结果，当时报纸上的国外通讯与旅行通讯也日益增多。但这一时期所派出的特派员或者延请的特约通讯员，大多不具有新闻业务知识与背景，他们的活动大都以个人名义采访新闻，影响了采访报道的水平，表现在报道形式上为电讯过少，通讯过多。 独家新闻与通讯的采访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一大通病是，外来新闻多，自行采集的新闻少。过分依赖通讯社造成各报新闻源单一与彼此雷同。在克服这一弊病方面，北方的《大公报》与南方的《申报》卓有成效。他们在重视驻外采访的同时，同样重视国内新闻的直接采访，并追求独家新闻的采访报道。 为打破依赖通讯社办报的成规，《大公报》建立了一个覆盖面广、机动性强、反应灵敏的记者、特派员与通讯员采访网络。独家新闻更是《大公报》孜孜以求的，同时也是其后来居上的一大原因。其独家新闻依靠三条途径：关系网、信誉、记者的新闻敏感。 在对新闻采访理论的探求、总结方面，企业化进程中的私营报业做出了喜人的贡献。《申报》老板史量才从与国内外新闻界人士的接触中了解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意识到报纸作为新闻纸乃第一要义。《申报》遂将在新闻采访报道方面的开拓，作为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申报》向全国各大城市、重要商埠派驻记者或特约通讯员，直接在第一时间采写报道。另一方面，史量才在新闻业务上的帮手总主笔陈景韩，归纳出新闻采写三字经：确、速、博。在此基础上，《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周瘦鹃还补充了：新。史量才本人在办报中形成的“报纸是现代之史记”的新闻观点，对这一新闻采访理念事件的结果是，记者采写的电讯和新闻通讯大大增多。山东临城劫车案使《申报》意识到现场采访重大事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开始了对现场采访的高度重视。 在采访技巧、方法的探索、运用方面，一代名记者邵飘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邵飘萍具有高超的采访技巧，常常能够采访到别人所不能采访到的独家新闻。 社会新闻由幼稚到发展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新闻界，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财经新闻相比，其地位是卑微的，采写是幼稚的，尚登不得大雅之堂。各报社在机构设置上，也没有与政治、财经等并列的社会新闻部。从事社会新闻采访的多是些素质相对较差，被称为探访的人。低下的采访水平决定了当时社会新闻的质量不高，又反过来导致各报社对其的不重视。面对社会新闻的这种恶性循环，邵飘萍大声疾呼。他认为记者应该多接触广阔的社会，从而提高社会新闻的质量。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社会新闻的地位得以逐渐提升，社会新闻的采访也得以重视。这首先表现在社会新闻采访的主体新闻记者的身份演变上，1920年，上海《时事新报》第一次派人采访公开法庭，开启了上海报界派专任外勤记者采访社会新闻的先河，打破了老枪访员垄断社会新闻采访活动的局面。其次，就新闻的数量而言，报刊版面上的社会新闻不断充实。再次，就思想性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新闻的社会意义也随着其地位的提高而提高。新闻的真实